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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的经验源点，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如此而已。
47 墙那边的前苏联
我家院墙那边是学校操场，再远处，是时静时喧的教学楼，还有不时冒出鸡鸣鸭叫的教工宿舍。这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全乡唯一的学校。
很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太远，没有办法，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我从校区走过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孩子在保姆的指导之下洗脸，洗手，洗碗，乃至解裤带拉屎。稍大一些的学生，把扫地当作狂欢，用扫把搅出满天黄尘，搅出咯咯咯的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排练仪仗，只是少先队礼行得不大规范，不但缩头缩脑，而且小小手臂弯曲如钩，钩住自己小脑袋，一付闯祸以后防备毒打的畏缩模样。
不知什么时候，墙那边有前苏联时期的歌声飘来：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有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毛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这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莓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忧伤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的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薄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籽，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48 当年的镜子
庆爹一进门就说：“你说这事怪不怪？波黑还在打来打去的。这联合国怎么就喊不住呢？”
我说：“要你不去买码（私彩），你还在买。乡政府喊了这么多回，喊住了你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哼哼嘿嘿，换了个话题：“你说成思危怎么这样会讲呵？好学问，真是好学问。讲一两个时辰，不打一下顿，也不喝口水！”
我不大熟悉成思危，更不知道这位北京的大人物最近说了什么。说实话，每次见庆爹上门，我总是会从他嘴里得知许多重要大消息，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
说到姓成的，庆爹说成姓人很少见，八溪峒以前倒是有过一位。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据说还是在民国时期，峒里办新学，有了第一所新学堂。一位姓成的女子从安徽逃难而来，在学堂里临时教书，教学生唱很多洋歌，人也长得漂亮，几乎招引全峒的年轻女子前来学堂偷看，看她的明眸皓齿，还有小旗袍和洋口琴。
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常有一批批日军飞机飞来，大概是借汩罗江为地面路标，前去轰炸国军。当地政府接上峰指示，下令收缴所有的镜子，称镜子可以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指方向，因此凡私藏镜子者一律按汉奸论处。安微来的女教师常常梳头，舍不得交镜子，后来被人告发，入了县衙大牢。据说告发者是本地一地痞，曾经拿光洋铺满一茶盘，请女教师去陪酒贺寿。女教师不从，撕碎了请柬。
地痞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县衙门，说女教师教的歌是日本歌，吹的口琴是日本货，有时上山去根本不是为了采什么花，而是拿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这些说法越传越邪。县衙的主审官派人来搜查，果真搜出了女教师的镜子，再加上一顿杖刑，逼对方屈打成招，最后把她当汉奸毙了。
狗官事后还夸耀：那婆娘太乖致了，照得我眼花。我若不重判，人家一定会说我好色——我一世清名岂不坏在她手里？
这就是流传很久的一件汉奸案。多少年后，女子的家人从安微前来寻尸，掘开女子的坟墓，发现棺木和尸骨都已化成腐泥，只有一颗心脏完整如初，甚至鲜活血色犹存，让人们大吃一惊。山里人传说：那女子太冤了，所以一颗心怎么也不死。
诬告者不久就患下大病，肚子胀得像面鼓。家人请来师爷抄写佛经，以图还愿消灾。没料到第一个师爷刚提笔，手里叭啦一声巨响，毛笔逢中破裂，成了一把篾条，没法用来往下写。第二个师爷倒是有所准备，带来一支结结实实的铜笔。这支笔破倒是没有破，但明明蘸的是墨，一落纸上就便成了红色，如源源鲜血自毫端涌出，吓得执笔者当场跌倒，话都说不出来，得由脚夫抬回家去。
诬告者几个月后终于一命呜呼。
49 知情人
一位后生在镇上做二手车生意，夜里来我家玩玩，说到了电脑上网。我当即拨号上网，搜索了一下桑塔纳二手车的供求信息，打印出来交给他，前后花了十来分钟。他看着那几页纸，大为惊异，说这家伙太神了。
他骑着摩托没入夜色，回镇上去。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去买豆腐，路过熟人家，受邀喝了一杯茶。她身边有一位陌生老汉守着自己的提袋和两捆烟叶，看样子是在等候班车的。他也在喝茶，不知什么时候冷不防问：“你们昨天上了网？”
我妻子开始没听明白。
“你们家昨晚没有上网么？”老汉又问。
“你是说……”我妻子没想到对方问的是因特网。
“上网呵。在网上找汽车呵。”
她这才慌慌地说：“是……是……吧？我不大知道。你怎么知道？”
老汉笑了笑，说他是听秀木匠说的——此木匠是山那边的人，刚才赶着牛从这里路过。
我妻子不认识秀木匠。更重要的问题是：秀木匠又是听谁说的？
我与妻子后来都大感惊奇。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也就不到六七个钟头，而且是在夜晚，一个陌生老头怎么这样快就得知上网一事？昨夜来访的后生，与这个路边的老汉，与什么秀木匠，与我们可能尚无所知的张三或者李四，并不住在一处。他们分散在山南岭北，桥头坝尾，互相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刹那间全都成了知情人？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又从山那边到山这边，他们组成了怎样的信息链和信息网？要是在城市，我们常常连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倒是在居住分散的乡村，似乎任何房子都成了玻璃房子，任何人都成了玻璃人，以至所有事情都被公众了若指掌。
从此，我在乡村里对任何陌生人都不敢怠慢和小视。我怀疑这些老人、后生、女子都是重要的知情者。他们一定知道我每天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互为眼线，互通机密，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只是不愿意说破罢了。
他们似乎有一种通过风声和鸟语来洞察世界每个角落的能力。
50 隐者之城
在山村里住久了，我有时会向往都市。倒不仅仅是怀念都市里的舒适和方便，因为做到那一点并不太难，在乡下实现那一切的日子也不会太远罢。
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至于更多的客户、乘客、路人、售货员、水管工、邮递员、保险推销人等等，在每个日子里拥挤而来，但因为太密集而被我们视而不见，过目即忘。他们是一些着衣的影子，一些游动的布景或飘忽的面具，其姓名如同假名，其言语如同台词，其服装如同伪装。他们让我们难以辨识也无须辨识，无法深交也不需深交。
我们真正的同事和邻居是影视片里的知名演员、流行报刊里的新闻人物、网上聊天室里的匿名网友。如果我们顺着电缆一类线索查下去，追查到繁忙媒体的车间或机房，还可发现他们的物理本质不过是电磁信号或纸媒信号，由一些专业人员采集着，编辑着，复制着，包装着，日夜向外传输着。这样，我们就像地老鼠，藏在十分安全的暗层，与远方的符号产品打着交道，对一些隐匿别处的机器流水线产生着感情。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受到他们（亦即它们）的伤害。我们就是做了好事或坏事，也没有任何人发现。
Love to be unknown！ E·希奥兰深知人们的这种冲动。
相反，乡村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少量的目标必是被过多关注的目标。互相熟悉的程度使人们的生活处于长久曝光状态。我们无法隐名更无法逃脱，身上肩负着太多来自乡亲们肉眼的目光。这样，即便在一个山坡上独自翻地，即便四野空阔无人，我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公共场所的雕像，日长月久地示众，多少有点累。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城市？人们为什么进入城市？到底是为了渴求邻居还是为了摆脱邻居？是为了进入群体还是为了逃避群体？
51 邻家有女
谷爹很瘦，脑袋一偏，就横搁在肩膀上；两腿一缠，就缠成了不可思议的麻花；手往身后一插，竟从腰的另一边伸出来。他全身的关节似乎可以随意脱落和折叠。如果要吓唬我一下的话，似乎还可以说干就干，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