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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独创了一种文风吗？不就是别人写本书卖几万册你写一本
书能卖一两百万册吗？不要把你当成神，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饿两天，你眼睛
里也照样没神，说话照样没气。再说了，纵向地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上看过去，
百十来年总会出现这么一两位。前五十年不就出了个鲁迅吗，差不多也是你这么一
脾气……
我越说越气愤，最后竟拍了桌子，我说：就算你是海明威又怎么了？你也不能
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吗？我告诉你，不是！他是人
民的！再也不能老是一团和气了。面对我的一腔怒火，王朔宽厚地笑道：消消气，
您是我老师行了吧。到后来，王朔也不再怀疑我的动机了，听我的好话也当成了一
件乐事。工作之余，泡杯茶，彼此大肆渲染对方的优点和成绩，双方都感到了空前
的满足和欣慰，成全了他也就陶冶了我。回到创作中，就觉得责任重大，使出浑身
解数废寝忘食，生怕辜负了群众的厚爱。这些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因为工作忙，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仅见过王老师三五次。一次是与梁左老师永
别。《大腕》拍摄中的一个晚上，停了戏前往梁左的寓所吊唁。其时王朔正在为朋
友守灵，我们相见话语不多。王朔看上去有些疲惫，人显得很安静，说话时也像是
仍在回忆。除此之外，和王朔余下的见面，多在人声鼎沸的酒会上，彼此只是点头
笑笑，说上三言两语，不咸不淡。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还能时常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的
那一段日子。
我们挣到钱了。
《好梦献给你》的剧本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有投资人为表达诚意把我们作为承
制方的利润打进了我们的账户。王朔的意思是先别急着分，反正指着这点钱也养不
了老，不如先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
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
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
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
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开
端。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
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
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
痛了。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义，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
宝刚、滕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
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
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
里有的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
一下都没见过。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
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买单。我也深表赞成。
齐鲁晚报
第十二章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请客，不是请一
次客，是每天都请客。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
是：小林，带上支票。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
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
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
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
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
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她们又把乘务队的其他姐妹也介绍给
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她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
“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与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
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
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
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
一番议论。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
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
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我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危险后才能逃
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
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到我的姐妹在火中挣扎。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
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
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
也可以出主意，但动笔的事得由我来。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
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发愣，脑
子里一片空白。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
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王朔很不客气地说：不
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他的话很伤我
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
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
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
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齐鲁晚报
第十三章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刚开始写小说
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坎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坎儿
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坎儿上，过不去了。当时王朔劝
我说：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
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作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
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听了他的话，我如
释重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部大片还愉快。从此我发
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
《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我们从香山饭店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颐和园。
一位叫严凯的朋友替我们付了房租。严凯为人温和，面相也善，神情也永远是
笑容可掬，与世无争。很难想象出文革时期他竟是打砸抢的能手，一呼百应。他在
东北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才辗转回到北京经商。严凯是个大孝子，其父刚刚过世，
为了给母亲换个环境，慷慨地在颐和园里租下一套院子，也把我们接来同住，一方
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环境，一方面也为一日三餐陪老人家散心。一举两得。
院子位于佛香阁下，在皇家园林里独立成院。院子分两进，我们住在前院西厢
房，严凯住在东厢房，严凯的母亲住正房。据说琼瑶其时也住在后面一进院子里写
东西，但我们从未见过她。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是一个客厅，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每
个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