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奶。从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来了月经，血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棉裤的两条裤腿成了硬壳。在大学时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无冰期的陆上训练，其中有些练习基本上和“喷气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丈夫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自己的亲人，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内人党’。”我看见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轮班看我的红卫兵小将是我教过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这次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小宁，厕所在操场的东北角上，离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宁是个胖乎乎的老实孩子，她母亲在县医院工作，是一位很热心的东北老太太，我们认识。小宁突然对我说：“我妈让转告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外面已经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不能，说我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后来才知道，在下午的会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一定要稳准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开始将看押我的人马全部换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学生，我没有教过。这些人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
据说，在这次军管会的会议上，学校的运动受到了批评。说来也就是，全县第一个揪的老百姓“内人党”，居然能始终抗拒不交代，下一步运动怎么搞？据说，这次会上县军管会首领魏政委向中学的各路头头摊出了关于我的底牌，并下了死令：“哈斯格尔勒绝对是‘内人党’，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关起门来打狗绝不会错。”
看守们全换成了新面孔，武斗也升了级。揪头发，扇嘴巴，用拳头打后枕部（因为是低头弯腰状态），用大头鞋踢小腿，将本来就向后翘着的两只胳膊再使劲向上提，这叫“燕别翅”，工宣队s指导员亲自上阵，将我“别着翅”的手再使劲向里掰，说这叫“吃猪蹄”。还有“冷静思考”和“热情招待”：先将你拉到外面雪地里冻，冻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里，让你紧挨着烧得快红的铁火炉站立，并且头要向着火炉上方。我真担心我会跌倒在烧红的火炉上面，因为我已经是在摇摇晃晃中勉强站着，不断地出现间断性的意识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里，有时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或是在深深的谷底，上面的一切都是旋转状向我压来；又好像身处在农村长满荆棘的田头小路上，还清清楚楚听到围在我身边的那几只狰狞的恶犬，不断地向我狂吠。真的，我当时确实听见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里，又总觉得我的儿子在我的身后不断地哭叫着，不断地拉扯着我的衣服。这时我已经不会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们对我动武，我马上头脑就清醒些。我那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死？触电？菜园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没有刀。吞金，没有金。我满脑子全是各种死亡的构图。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是为了死亡。
后来他们对我降低了要求，说我是一般成员，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回到人民中来；说我没有发展成员，也用不着揭发别人。显然这是欺骗，因为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后抓的那几个人，有几个都指认是我发展了他们。同时还拿来了一本黄颜色纸的32开的小册子，说这是全县已挖出的“内人党”分子名单，共27人。好笑，里面居然有人指认我是他们的发展人，说只要我在那上面指认一个是我的“内人党”发展人就行了。我拒绝了，还是唯一的那句话：“我不是‘内人党’。”
对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脚踢、辱骂、继续“车轮战”。工宣队队长，是一位煤矿工人，嗓音带有磁性，说话流里流气，在我的记忆中他只会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今天他亲自出马，又一次读了那段语录，大声勒令我交代，见我没反应，就冲上来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视着我。他一只手紧紧的提着我，又唾液四溅地狂吼：
老实交代你的“内人党”问题！
我说：我不是。
他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我说：把证据拿出来。
他说：现在是等你主动交代，立功赎罪。到时候我们会拿出证据。
我强令他放开手，他还真的放开了手。
他说：还有5分钟12点（夜里），给你5分钟时间好好想想；不交代12点整就枪毙。
我当时对“枪毙”一词是深信不疑的，几天来我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点人性的东西。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和审问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我是全县老百姓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在被揪出来的人中态度又极其不好，一直顽抗；我也得知了外面有人被打死，我对我自己活着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现实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经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当时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始终挣扎在人间的最底层。父母生养了我，并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让我念完了大学。我原本要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无法实现了，连养育之恩都不能报了……
工宣队长说：5分钟到了，你何去何从？
“你枪毙了我，也不是‘内人党’。”
工宣队长又一次将我从胸部提拉起来，那副狰狞的面孔离我那么近，细长的眼睛都变大了，涨红着脸，咬着牙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两个大嘴巴。
我当时只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两眼不断地冒着金星，一切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我渐渐听清楚了，几个人在七嘴八舌说我在装死。我努力睁开了眼睛，在天旋地转中我寻找着打我的人，满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课桌上有一个外壳是孔眼铁皮的热水瓶。我企图抄起热水瓶去砸那个队长。哪里有我的行动自由？早有人大叫一声将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气势好像要将我一口吞下，或是两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着双手，大步走来走去，边咆哮着：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最后一句话竟是：“再给你5分钟！”
“5分钟也不要了。我绝不是‘内人党’！我告诉你们：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一个大好人！”
工宣队长又一次饿虎扑食般地将我揪住，左右开弓打耳光……此后几天的事情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有人见过我去厕所，见的人后来说：绝不敢认那就是我：头肿得很大，形状和颜色更像一个大番瓜，目光呆滞；两个人架着，趔趄着移动着脚步……第二天工宣队队长在教工“内人党”学习班上不无炫耀的恶狠狠地说：“连个小小的黄毛丫头都拿不下来，笑话！让她嚣张，我一次打了她十六个嘴巴，不是也彻底老实了吗？这就是不老实的榜样！”
再后来又是怎么打的？怎么站的？谁动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还有被褥。看守看见我醒来了，也没有人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再勒令我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认罪。这时有人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看，现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认什么了？
几十年后，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个原该中学的女学生，寒暄过后，她特别详细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一一如实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经系统都有问题，只是我这个人不太在乎，不会轻易趴下。她看着我，笑了笑，犹豫了一下说：“老师，搞‘内人党’时，搞你搞到第九昼夜时值班的有我一个，不过我先声明我绝对没有打过你。”我有些愕然，这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参与搞我“内人党”的那么多人中，敢于承认事实，当面说出真相的人。她紧接着说：“老师，我真佩服你的坚强，同学们也都佩服你的为人和骨气。最后几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开始胡说。总是反复说：小玮回家（注：小玮是我儿子，当时只有两岁多）……往哪儿拉我呀？枪毙我也是好人！但当工、军宣队审问时，只要问是不是‘内人党’，都坚决说：不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文不对题地胡说。后来人家就不再问‘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了，而只强调时间、地点、人。你的回答居然是1942年（注：我的出生年），这当然不行。反反复复，问来问去，突然他们就宣布说承认了。那种状态下，话都不会说了，能承认啥？”
“那么认罪书？……”我久久搞不清，是谁替我写了“认罪书”。
学生说：是工宣队W队长写的。你当时既不会正常说话，更不会写字了。工宣队W队长自告奋勇说：“我替她写吧，让她休息。”短短的一页东西，前后又都是套话，十分钟不到就写好了。那个队长真流氓，因为你不会写字了，只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杨白劳那样按的手印。
我“承认”了，我承认了真好，不挨武斗了，不用“车轮战”了。但有时，不知道是他们高兴了，还是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我还得低头弯腰“喷气式”。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态度始终不好，还没有交代罪恶，因此还是一直关押着。
不要说夜里，白天就出现幻视，幻听。反反复复叨叨的就是我的儿子。不知是恻隐还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儿子领来了。儿子真懂事，让来就来，让走就走，一点也不哭闹。我估计在他那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