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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完任务后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晚上9点钟左右，那位通讯员果然打来电话，急切地报告说，他刚刚参加完他们的会议从会场出来，会议决定当天夜里要搞一次大动作，即派人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新街口、西四丁字街、西单大街等这些白天人多的地方，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早已写好，就等到O点夜深人静的时候派人出去张贴。我问大字报的标题是什么，他说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叛徒》等。
听了通讯员的报告，我深感事关重大，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从我听完通讯员的电话到0点——“五·一六”头头计划行动的时间，还有3个小时，如果制止还来得及。于是我急忙给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打电话，将通讯员报告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强调情况绝对准确，请他立即向中央文革领导成员报告。之后我仍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多次向王广宇询问结果。第一次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开会。他已经将我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送到会场交给小组成员。第二次他回答，会议还未散，等散会后有结果即告诉我。到0点后我再去电话询问，他回答说已与北京卫戍区联系，他们将派人把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上，以免造成恶劣影响。我对未能事先制止感到有些失望。
第二天一早，我派出四五名记者到各处去查看实情，我也到驻地附近北京商学院去了解情况。我一到该校院内，就看到有一大群学生正在开会批斗一个“五·一六”分子。这个“五·一六”分子是个学生，据说他也在头天夜里出去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
到各处查看实情的记者回来后，都说看到许多新贴出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大标语，显然是为了覆盖原有大字报的。这就证明“五·一六”策划的这次反革命行动计划已经付诸实施，确实在当天夜里贴出了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我把通讯员提供的情况及记者们的所见综合整理了一篇稿子，登在当天记者站编印的《快报》上。
组织力量 全面调查
在“五·一六红卫兵团”贴出反对周总理的大字报之后不久，中央文革向记者站下达了任务：组织力量对“五·一六”展开调查。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我商量后决定，在北京记者组内设立一个“五·一六”调查组，由唐荧同志兼任组长，组员有赵振英（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刘慎思（解放军沈阳军区政工干部）和梁为樑（解放军济南军区教员）三位同志。
中央文革只是要我们调查，对调查内容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我和调查组同志一起开会研究，确定从调查它的组织及活动人手，然后再调查它的背景，究竟有没有后台。
经过调查组同志们共同努力，很快查明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员组织状况。它没有“总部”，其主要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凯。“总部”下设“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外事口、军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8个“方面军”。“五·一六”的头头宣扬他们有所谓“8个方面军”，其实是在虚张声势。根据我们分别调查统计它在各个方面的人数，加上“总部”及各“部”的人数：总共实际不超过50人，可谓是真正的“一小撮”。
据我们记者调查，这个组织的成员怕见阳光，不敢见人，他们多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活动。活动的方式也很单纯，不是散传单，就是贴大字报。所有传单和大字报都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他们的活动一经暴露，就会遭到革命师生的批斗。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一些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专揪‘五·一六’联络总站”，并设立若干分站，开始对“五·一六”分子展开抓捕行动。8月20日，“五·一六”最大的头头张建旗被他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师生抓获，它在各个“口”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先后落网。喧嚣一时的这个反革命组织，到8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被彻底摧毁了。
调查工作难度最大的是查背景及后台。我们的记者每天跑，到处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查到什么有力的线索。只是在一名“五·一六”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妻子。还有个“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仅靠这一点材料，难以判断周英、林杰同“五·一六”有无关系，更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这个组织的后台。
调查组记者采写的所有调查材料，都经过我编审印发。开始登在《快报》上，后来为了便于查阅，改出专刊《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调查材料》。专刊大约印了十几期，后因调查难以为继，记者采写不出新的调查材料，也就无形中停刊了。
我们在调查“五·一六”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方面，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却遭到王力、关锋的无理指责。据徐学增同志告诉我，有一天这两个人把他叫去，王力向他大发脾气，指责我们的调查“不对头”。关锋更是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调查叫我们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关锋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就因为有一份调查材料牵涉到他的妻子周英和他的下属林杰。就在王力、关锋对我们横加指责之后不久，8月26日，这两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被毛主席下令抓起来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有了变化，中央文革记者站宣告结束，我们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
记者站工作结束，我返回新华社，继续干我的老本行——时事政治编辑。不料一年多之后，新华社清查“五·一六”，竟然把我也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曾经较早发现并为调查“五·一六”竭尽全力的人反遭清查，这也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那个时代的特有一景，实在是荒谬和滑稽。由新华社军管小组导演的这场闹剧，在逼我“交待”一段时间又实在查不到什么证据之后，就把我“挂”了起来。两年后才恢复我的工作，并当众宣布为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樑 樑我这里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关“五·一六”的情况，至于一年多以后，为什么在全国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政治运动，那我就不清楚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夜半抄家记·牛辉林
公元1966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
“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600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
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