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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皮书”提出自以为是“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根本对立”的观点，到“黄皮书”的抛弃这观点，从肯定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到“白皮书”删掉人道主义，变化不可谓不大。这样的变化使原先“红色文学史”的“革命”色彩大为消退，企图显示与资产阶级学术“根本区别”的意图大半落空。然而55级同学可能还没有明白过来，疲于奔命，反复修改，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团团转，与真正的学术革命并无关系。学术要紧跟政治形势，学术观点也要服从政治需要，对于此道他们（至少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所以不懂得“跟风”，不知道在抛弃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后，如果换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自古相结合”的新公式，说不定会改出一部更趋时的“红色文学新史”来。后来继续出版的或编或著的《中国小说史》、《近代诗选》、《成语小词典》等，只是“大跃进”的余波，其内容与当时的政治风向并无多大关系。他们毕竟是些小书生啊！
1958年，55级同学被卷入“大跃进”的浪潮，被推上了时代的浪尖，也许有人自以为这回“撞上了”；其实这些小青年的学风还没有全被扭曲，他们的理论观点就总也“撞不上”。用学术观点紧跟政治需要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远未修炼到家。这就是他们的矛盾，也是他们的尴尬。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起，他们中很多人一夜之间从“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变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让他们的弟弟妹妹，比他们“革命”十倍、百倍的红卫兵们，抡起铁扫帚，同着他们曾经批判过的老师扫到一堆去了！
这时，离他们走红的年代，相隔不过几年！
个体和集体
如果要还原一个真实的55级，那还应该说：编写“红色文学史”并非55级全体同学的意愿。55级也并非团结一心的“战斗集体”，而是存在思想分歧和思想斗争的，这里我要利用一些旧材料。55级毕业时有一篇《在红专大道上成长的战斗集体》的专稿，其中保存了一些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报道记述了1957年后学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景，也记述了编写“红色文学史”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报道称55级有的同学崇拜、羡慕资产阶级教授，把他们当做偶像，把他们的话“当做经典一样地奉行不苟”。也有的同学对集体科研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大三的学生能编出大部头来。他们“坚持要回家去，拒绝和同学们一起战斗，他们认为文学史根本不可能写成，不如回家休息休息，写写自己的文章”。甚至在“红色文学史”出版后，55级已经名声大振，在还要不要继续搞集体科研的问题上，也还有人反对：“个别同学动摇了。他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每个人读的书少了。现在几个人在一起还可以，将来毕业出去一个人怎么办？”’为此，全年级开展了辩论，那些反对的同学当然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白专道路”。报道说他们后来都转变了、进步了，却是未必如此的；精神上受压抑所形成的心结，也许终身都化解不了。那年暑假我不在学校，等到开学回到学生宿舍，这里已是“平安旧战场”，但还能嗅到一点火药味，如某同学宿舍的门上残留着他离校前被贴的大字报，令其“悬崖勒马”。当时我确有一种感觉，编书的气氛还很紧张哩！为什么不能来点“兼包并容”，让想度假的回家去，想自己写作的写他的作品，让真心实意要集体编书的一起来编书，那就不至于那么紧张。但那是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做事强求一律，追求清一色，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主义已经扫地出门。北大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培养人的，好学生就应该绝对服从集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做党的驯服工具，自觉消泯个性。否则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报道记述了55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情景。为了说服某同学，“党支部领导大家算细账，使他看到30多个人苦战35天等于一个人工作7年”。还有同学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咱们几个人一凑，不就是一个集体专家了吗！”
但是，科学研究能这样“凑”出成果来吗？55级在集体科研中确实发扬了协作精神，这是他们很突出的优点，“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材料，便立刻告诉别人，一些同志把几年来做的卡片都拿出来给别人参考”。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还很年轻、单纯的学生们似乎攻破了“学问私有”的思想堡垒；但就是这样无私地“凑”，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升“红色文学史”的学术质量。在科研攻关中需要团队精神，需要集体主义，但不应完全否定个体的作用和意义。其实55级的书能够编出来，不就是许多个人（主动地或者勉强地）贡献了个人的力量吗？
归根到底，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思想上、文化上必然非常强调树立集中、统一、服从等观念。那时55级同学都是“准国家干部”，通过集体编书来批判个人主义，培育服从集体的观念，这是55级受到表彰的另一原因；即使书中的“革命”观点都改掉了，他们仍然是先进集体。
幸运的和不幸的
“红色文学史”的编成，给55级带来了许多荣誉，他们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榜样，是全国群英会的代表、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青年集体。我并不主张全盘否定55级和“红色文学史”，例如把中国古代文学史贯通到现代，补齐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这还是第一部。但是利弊相比较，弊远远大于利。它的点名批判伤害了自己的老师，在编写过程中批判“白专道路”又伤害了部分自己的同学。而这种集体科研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损害了学生的基础训练，以教育、学术为紧跟某种政治的工具，助长主观唯心主义的学风，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破坏了学术规范的养成，对学生学业的健康成长的伤害更大。更不用说要求做“驯服工具”对青年思想成长的严重损害，最终是大家都是受害者！“红色文学史”昔日似乎为北大带来了光彩，其实是教育“大跃进”的瞎折腾的典型产物！
55级的确是建国以来北大中文系出人才较多的一个年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母校培育之功。但在校最后两年的折腾，也使他们受害，他们本来是可以学习得更好的。而且为荣誉付出代价，并没有给每位同学以公平的回报。55级的名声使他们毕业时成了“抢手货”，北大人事处曾经要中文系把这个年级所有的骨干都留下。但别的单位也抢着要，北京日报社还一定要党员。我本来是分配去读研究生的，就因为原定留校的某位党员改派到北京日报去了，把我来补了他的空缺。那一年分配去的单位多是教育、文化部门，多数人都留在北京，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都分去了不少人。因为多数人都想做学问，所以留在北大任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那年留校的就有14人，加上有两人提前毕业留校教马列，后来成了哲学系的美学教授，再加上读研究生的毕业后又有两人留校，我们年级总共留校18人。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在5年中遭遇不幸的同学也不少。只以我所在的二班为例，在学期间有两人被错划为“右派”（是全年级划“右派”最少的班）；有两人因“反右”中的“错误”受到团纪处分；有一人因为说了1959年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被当作“反动学生”勒令退学，劳改后回乡当了一辈子农民；有一人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被他家乡的公安机关逮捕入狱，中断了学业；有一人因生活作风小有缺陷，被当作“流氓”勒令退学了；还有两人因毕业鉴定中“政治态度”划为“中右”，被用人单位误为是“中等右派”，报到后立即送到劳改队去。据我所知给每个人划政治态度是“反右”以后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划一次。分为左派、中派（又分中左、中中、中右）、右派（也有一般右派、极右派之分）。我是团干部，有时班上党员也给我看看这种划分，所以我知道我在1957年的“鸣放”时期，也是个“中右”。那两位被误送去劳改的同学在发现是弄错了之后，从劳改队放出来分到北京近郊的中学去教书，“文革”中又都受到冲击，因生活、工作不愉快，于“文革”后都回故乡去了。究竟谁把他们定为“中右”，至今也搞不清楚。
我们班是全年级人数最多的，共29人，不同程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就有9人，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了。这比例实在够大的。就是受团纪处分最轻的某同学，后来的分配也受影响。他本是留校读研究生的，却赶上了“三年困难”调整、压缩研究生名额。跟他一起分去读现代文学的3人，只有他是受过处分的，便被压缩了，改派到据他自述从未听说过的某地的一所还没有校舍的大学去了。我这只是说的我的班，其他三个班还有比这些更严重、更悲惨的故事！
现在这些同学已经全部得到平反，有的也已成为著名学者，在后半生得到一定补偿，但也有的终身受难。荣誉后面并非都是欢歌笑语，未名湖也并非尽是柔波荡漾，杨柳轻拂。想想那么多“同桌的你”的惨淡人生，当年那些荣誉、那些豪言壮语都显得何等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