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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
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理解，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
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第四，结论和应该怎样对待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党的领导？
评判一场运动、一个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没有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考察清楚以下两点：
一点是，党的组织系统是否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并控制其发展？
另一点是，在这个运动中，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得以贯彻。基本政治口号是否和该党吻合，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方针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则不应强求。）
据此两点来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
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党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最后，我们要检讨一下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权者讳。真实地记录历史，是每一个修史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美化帝王成了惯例。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诸有琼
1947年底我和同学李树藩相识。1948年7月中共南方局职业青年支部成立，李炳泉担任支部书记，树藩是支部委员。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那是党的秘密。炳泉家住东城遁兹府大草场甲16号，这是我们多次去的地方。他和树藩谈“正经”事时，我就和他的夫人刘可兴聊天。1948年我和树藩结婚后，炳泉也到过我们在东皇城根62号的家。这里后来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为了保护文化古都北平的文物和二百万人民免遭涂炭，地下党从多条途径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李炳泉曾经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以采访部主任为掩护职业，加上“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是炳泉的堂兄，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1948年秋，地下党决定把炳泉从职业青年支部调出，专门做傅作义的工作。他就是最先向傅作义转达党中央和谈意图的人。从那时起，我就看不见炳泉的踪影，但也从不打听他的下落。直到北平和平解放，炳泉随解放大军进城见面后，谈及他作为我党代表，参与了北平和谈工作的全过程，才知道他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
北平和谈的史实，在党史、解放军战史中都有详明的记载。1951年放映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有中共代表李炳泉引导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时的场面。但在十年浩劫中，李炳泉被迫害致死，还说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投靠国民党，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有叛特嫌疑，以致在关押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致死。
“四人帮”垮台后，李炳泉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党组织特别肯定了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受党派遣，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和谈工作，为人民立下了功绩，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有专文报道。当年北平和谈亲历者中共方面的佘涤清、崔月犁，傅作义方面的周北峰、李腾九所写的回忆录也都有翔实的记载。按说，这桩冤案已彻底澄清，应该了结了。
然而在“文革”之后，明明是“文革”中对李炳泉的诬陷之词，却又公然出现在某些史料及传媒中。
经查证，这种敌我混淆的错误言论原来始见于当年曾任“华北剿总”《平明日报》主编杨格非的文章。他在《北平和谈二三事》中说：“北平和谈……第一次的代表是崔载之、李炳泉。”“崔、李接受的关于和谈的指示多是原则性的……”（见1979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为此，李炳泉的家属曾专访杨格非，向他详述了北平和谈的经过。说明：①李炳泉是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不是傅方代表。②进行和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