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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金钱，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芬兰工人的双手，外国工程专家们在卡累利呵地峡的芬兰区域建成了强大的永备防御体系。据报刊上发表的材料说，它可与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或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相媲美。
首批防御工事早在1920年至1929年间就已建成。1938年再次开始建设，第二年夏天，又建成了一批新的筑垒工事。特别是称为“百万”（指价值）是永备火力工事和抵抗枢纽部被吹得神乎其神。当然，有关整个曼纳林防线的详细数据哪里也没有发表过。我方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正如从送往列宁格勒军区的材料上看到的一样，这条防线简直跟宣传的没什么两样。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是严重的失算。
芬兰在苏联边境线上集中了五个战役军团。1939年底，它们被合并为瓦列尼乌斯将军的拉普兰集群（摩尔曼斯克方向），图奥姆波将军的北方集群和林杰尔将军的瑞典志愿兵旅（坎达拉克沙方向），赫格伦德将军的步兵第4 军（白海方向），塔尔韦尔将军的集群（波得罗扎沃茨克方向入埃斯蒂那尔曼将军的第，集团军和奥兰集群（列宁格勒方向）。
前四个军团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担任进攻的任务，第五个军团则依赖曼纳林防线，企图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中消耗红军部队，然后对列宁格勒实施突击。敌人总共拥有十五个师，其中八个部署在卡累利阿地峡。与这些部队相对峙的是起初数量上少得多的工农红军的若干兵团，这些兵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1939年的初秋季节，为了以防万一，才向摩尔曼斯克附近派遣了增援部队，在那里职务最高的是B ·A ·弗罗洛夫师长。
1939年6 月底，N ·B ·斯大林召见了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共产国际的杰出工作者、联共（布）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O ·B ·库西年。当时，我同他是初次见面，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总的政治形势，并谈到我们的领导人对芬兰政府奉行反苏路线的担心。斯大林嘱咐我说，今后如有必要，可找库西年商量与芬兰有关的问题。晚些时候，在芬兰战局期间，库西年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逗留时，我不止一次地就作战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
库西年走后，斯大林再次询问了列宁格勒的情况。芬兰国境线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列宁格勒处在射击的威胁之下。同英、法订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还未成功。德国已准备好从任何一个方向向自己的邻国，包括波兰和苏联发起猛攻。芬兰可能会轻易地成为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一帝国主义集团——德国集团和英、法、美集团的进攻基地。不能排除他们将会达成联合进攻苏联的协议。而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可能会成为他人阴谋中的一个筹码，变成受人唆使而攻击我们的大战挑起者。
情报部门报告，国境线芬兰一侧正继续加紧修建工事和道路。为防备芬兰对摩尔曼斯克和列宁格勒的突击，我们已制定出各种反击的方案。在这方面，我承担了起草报告书的职责。报告书中将提出在芬军挑衅的情况下如何掩护国境免遭其侵略和实行反击的计划。
N ·B ·斯大林强调说，今年夏天德国方面还可能有重大行动。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触犯我们和芬兰。因此，应赶快把事情办完。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应该到莫斯科报告自己的计划。不管此事如何，为了防备万一，还得加强军队在接近实战条件下的训练。而且还应加速列宁格勒军区已展开的军事建设。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应保守秘密，以免在居民中造成恐慌。应让日丹诺夫随时掌握情况。措施要荫蔽，要分批实施，就象平时进行演习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显露出我们马上就可能卷入一场大战之中。
7 月下半月，我再次被召到莫斯科。N ·B ·斯大林和K ·E ·伏罗希洛夫听取了我的汇报。他们同意所提出的在芬兰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掩护国境和实行反击的计划，并建议反击应在最短暂的期限内实施。当我谈到，实施这种规模的战役用数个星期不够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我是从列宁格勒军区的能力出发的，应该想到全苏联的力量。我试图再提出一个异议，即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同芬兰一起参加对苏挑衅。他们回答我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并指示我在初秋再一次报告防御措施计划实施的情况，随后他们让我返回军区。
好像还有其他的反击方案。斯大林不是把每个方案都提到总军事委员会共同讨论，而是单独地或同一定小组的成员研究制定，几乎每次的人员都不同。对这些研究制定计划的工作，我能作出非常清楚的判断的只有一项，那就是晚些时候在我方文献中提到过的《沙波什尼科夫计划》。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对芬兰进行反击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认为反击需要打一场紧张而艰难的不少于数个月的战争，甚至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直接卷入冲突的情况下打这场战争。这个观点再次证明沙波什尼科夫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军事远见。
有关反击计划的所有问题，我却直接给斯大林通了电话。无论是在1939年的夏秋两季，还是在芬兰战局的第一阶段，所有涉及芬兰的情况，我都向他本人报告过。有两三次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而最后一次则见到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Л·3 ·梅赫利斯和财务人民委员A ·Г·兹韦列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经常碰到H ·H ·沃罗诺夫。这个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领导红军炮兵的杰出专家当时就已赫赫有名。对此我很高兴。在西班牙，我就被尼古拉·尼古拉那维奇的优良战斗素质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因此非常愿意去征求他的意见。在炮兵发挥特别重大作用的芬兰战局期间，他的全部建议，特别是炮兵方面的指令，经常是恰当地和卓有成效地帮助了共同事业。
在那几个月里，我还必须根据1939年秋签订的苏联同爱沙尼亚之间的条约训练部队和落实各项措施。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修建了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就应考虑怎样防护它们的问题。万一苏联的敌人在我国西北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挑衅或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组织对苏联领土的进攻，这些基地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列宁格勒军区部队在作战活动方面的负担。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外交人民委员B ·M ·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说明情况的谈话。当我们的部队在爱沙尼亚的新基地部署时，外交人民委员部把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研究交往细则的事情耽误了。然而时机是不容贻误的。
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我要为设在爱沙尼亚的基地安全负责。在一个地区，急需保障某一地段不受侵犯。我同爱沙尼亚政府进行了接触，得到其必要的允许，然后征得该地段的主人，一个爱沙尼亚地主的同意，命令开始修筑工事。
然而就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我报告新基地的情况时，莫洛托夫指责我搞“不切实际的主动性”。我打算反驳，但是他不听。我觉得很不痛快、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接过话头，他微微笑了笑向莫洛托夫说道：“那为什么你的人民委员部行动迟了？军队不能等到你的人积极起来的时候。而对梅列茨科夫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又不能把修建好的工事夷平。”到］比，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想谈谈某些军事历史文章的提法。从这些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局期间苏军有六个集团军同芬兰作战。可由此推论，从一开始我方兵力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向一个坚固设防的地带进攻是困难的。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在橡曼纳林防线那样的决定性地区造成进攻力量的优势，其方法是抽调其他地段的兵力，1940年3 月战役结束前，步兵所占优势2。3 ：1。炮兵为2。8 ：1 ，在坦克方面则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在1939年12月还没有这种优势。当然，补充兵力和援军不断地来到了这里，只不过不是全都恰当地使用罢了。例如，从伏尔加河岸调来的基尔波诺斯领导的那个师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另一个从乌克兰草原调到前线的师，由于士兵没有预先经过森林、沼泽，山地和积雪很深的条件下的训练，结果就差一些。尽管该帅没有在当时我所指挥的地段上作战，但别人向我介绍了该师的遭遇，该师完全不能适应它所处的环境，遭受了重大伤亡，帅长也牺牲了。
至于苏军六个集团军的说法，我要指出，名副其实的集团军开始时只有笔者——二级集团军级司令员指挥的第7 集团军。它占领了战线最靠左边的翼侧。其右面是B ·Д·格连达利为军长的由三个师组成的集群。12月底，该集群扩编为第13集团军。在其他方向上有几个不大的诸兵种合成集群在作战。晚些时候，经过相应地改编后，它们被授予第8 、第9 和第14集团军的番号。最后，在1940年2 月，在拉多加湖以北展开了第15集团军，春天，所有这些部队都准备成为完全够格的集团军，以防战事拖延。在曼纳林防卫上激战正酣时，尽管先前说过是数星期的战斗，然而那种出乎意外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己不可避免。但是，到春天的激战之前，情况毕竟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红军能够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和相当迅速地给侵略者以回击，这要比我们国外敌人估计的快得多（如果他们全都这样想的话），但是比我们在芬兰战局开始时所推测的要缓慢一些。
1939年9 月通过的普遍义务兵役法，在为前线筹建预备队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是，在已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苏联非常及时地采取了彻底废除混合制（正规军同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只能指望基干军了。两年后，当法西斯德国进攻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