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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8月11日）
第28节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读李辉的《和老人聊天》
汪凌
有时候不由感叹，人类得以延续至今，“健忘”大概是一个重要基因。将曾经的大苦大难从记忆中抹去，用忘却来甩掉包袱，保持前行的动力。也许正因此，人类才得以保持了一个基本健康的心态。只是偶然回首，历史中间的苦难，就像一枚针刺在指尖，渗出殷红的血滴：又因为十指连心，传到心上，心也会刺痛。
李辉的《和老人聊天》给我的感触即如此。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真相，在这个轻舞飞扬的时代，谁还能想像，二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国家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存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惨烈的肉体乃至灵魂的改造运动。
对过往的历史有所了解后，我不再像以前，总觉得有些事件像蒙了一层厚纱，虽然隐隐能看到一些蹊跷，却终是朦胧。如今，每当我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表现出某种费解的行为或变化，我都会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而且，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对事件和人，我不再仅仅只是同情、叹息，或鄙视、愤怒，我会顺着作者的思路去思考：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幸！为什么杜高所谓“‘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竟成了事实？
在书中，夏衍将周扬的前后变化上溯到延安时代，说何其芳、袁水拍在肃反、反右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什么样子？理论家、诗人变成了整人的人……可是当时情势下，知识分子不变成“另一个样子”，谁能过关！因此，当杜高面对失而复得的档案，尤其是他和朋友之间的互相检举揭发，心情一定难以形容。我没有见到发表的档案材料，但从李辉的访谈中能约略知道大概。以前看过《赵丹自述》里的交代和检讨，大体也能明白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在“聊天”中，杜高讲那些劳教日子里，肚里装满墨水的文化人是怎样一层层扒掉身上的遮羞布，终至沦为“走兽”；劳教的年轮是怎样一点一点压弯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
前几天看了两张旧碟——《钢琴师》和《鬼子来了》，恰好都是“二战”片，不约而同讲述了人类心中的暴行。令我纳罕的是，除了犹太群体的集体沉默和顺从，就是德国人的集体暴虐。说起来，德国也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和高度的社会文明，可是，何以会爆发出如此疯狂的杀戮潮？
也许，无论文明、文化、教育……怎样努力地褪去人身上的兽性，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人性中的恶就会汹涌而出。只有当恶也厌倦了自己，整个社会才会重归于秩序。在这个前提下，“文革”提供了机会，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参与其中，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理由。
当一个人经历了诸多人事，存储了知识阅历，也难免陷于纷繁与杂乱中，此时，老人的一两句话，便会使整个局面瞬间清晰起来，如拨开云雾见太阳，离真实更接近。《和老人聊天》便是这样的境界。李辉在自序中言：“聊天是走近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可以让历史细节渐渐丰富起来，聊天可以让思想不那么轻飘，不那么漫无边际而自以为是。”可是，其中透露的，却是在正襟危坐之外散落于民间的只言片语，汇集起来，便补充了宏大的历史叙述。这是一种点点滴滴的积累，过程是细水长流的状态，不喧哗，也不大会引人注目。可是，当积累达到一定深度，不啻于另一种历史面目的呈现。而且因为随意和日常，也许竞比正史更逼真。
它的新鲜感还在于，在“聊天”双方熟悉的情况下，谈话的含金量、彼此的坦率程度、被访者的个性……在其中一一显露得十分清晰。即便是一般访问关系，那些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冰心谈巴金便有趣。他们是相识相知多年的老友，谈到《随想录》，冰心说：“我没有听说他怕过什么。就是无畏，敢讲真话。不过他写文章怎么那么嗦？”后面那句话在读者完全是意外之语，却见性见情的亲切。萧乾是老朋友都津津乐道的，而且也往往会谈起他的几次婚姻，有的不作评价，有的则明确表示不以为然。因为是随意的聊天，便能感受到现场的语气、态度等微妙的东西。给你一种现场感，置身其中去体会、揣摩，是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样的阅读，很轻松，就像李辉在多种场合表述的那样，他所喜欢的行文方式，是带些资料性，又带些学术性，使一般的知识青年都会产生了解的兴趣。这样，就不至于因为学术的严谨，而将太多的年轻人挡在历史的外面。在这本书里，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可能会从中读到一些趣味、智性和岁月的片断；研究历史的，则能从中找到一些真相的蛛丝马迹，甚至能获得连访谈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有意味的内容呢。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27日）
第29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读杜高先生《又见昨天》
刘扬体
这真是一本奇书：
追溯历史的沙尘暴，用的不是常见史料；而是魅影般跟随著者长达二十四年又奇迹般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杜高档案》（这档案曾被人宣称早已“付之一炬”）；1998年却奇迹般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上；幸被青年学者李辉及时购得，并撰文刊布于世；
它不像是史书：只解剖腥风血雨中被践踏被凌辱的作者自己，只忍痛裸露与之命运相关而同样被戕害乃至被冤殁的灵魂；
但它又确确凿凿是史书；而且是极其难得的信史：本书既以档案为经，又以释文为纬，滴血的笔只扼要勾画档案所载苦难的轮廓，所以行文极其简省；作者面对的是不堪回首的炼狱般的非人生活，而其叙述的口吻却是那样平静，甚至近乎冷峻，所以毫无夸大之词；尤其难得的是，“全书所有附录档案及相关引文；为保持原貌，均不做文字加工”（见该书第14页尾注：以下引文凡未加注者均引自原书），——没有任何掩饰。
毫无疑问，这是经过历史检验——以尘封的档案和作者被毁损了的青春岁月为证，充满历史可信性和文献价值的真实感，足可发人深省的好书。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光是杜高个人劫后余生的历史，而是整整一代人都曾耳闻目睹过，亲历身受过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椎心的剧痛。
这样的书，让人读时欲哭无泪，心灵战栗，读后回肠九转，百感交集。它的价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我与杜高先生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读此书前，书中许多不忍卒读的内容，很少从他口中听到。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并非羞于提及，而是在“四人帮”已被粉碎、“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之后，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掉过头来从另一角度标榜自己。杜高兄为人宽厚，心地善良，虽历经残酷折磨，仍然保持着襟怀的坦诚，和严于律己的正直品德。——当然，历史也塑造人，历史教会人们不可太天真太轻信太软弱，没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几乎就无从认识变化多端的社会，无从确定变化了的人的处境和位置，自然也就不会有《又见昨天》这本书。历史意识深刻是本书特点之一，作为有良知有人格信念的知识者，杜高兄并未因昨日环境的狰狞、人性的异化和命运的残酷，而失去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所以他能以俯瞰的态度审视历史发生过的巨大疯狂，将沉痛的笔墨完全融入大悲大恸之后的剀切陈述之中，以严格自审的眼光痛切揭露自身的精神伤痂，捧出血染的心香来遥祭那许多惨遭不幸的英灵。有比较才有鉴别。当前许多史书可信度极差，除有意隐瞒歪曲者外，出于种种原因而为“尊者贤者”讳，而误植、粉饰、掩盖史实的比比皆是，历史意识不正确——认为历史可以任意包装、可以建立在连篇累牍的谎言之上的更不乏其人。本书先有原始档案，后有作者“现身说法”：“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运动本身的意愿，而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和违反人性……”书中所述一切，不仅可信可稽，更有劫后作者自身的人格信念为后盾。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信念，才使得此书风格之质朴与历史所要求的真实达到了高度统一。
本书在简括特定时代特征，即人怎样不成其为人的意义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代表性。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杜高先生蘸血述作的本意，显然不是为着张扬自己，更不是为了教训别人。“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作者在袒露灵魂之痛时热诚希望后人能从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这是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老实说，初读此书时，我叹息，愤激，发竖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