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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义，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是在多年之后。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1）
利用这个间隙，让我这从未窥过北大门墙的村儒，来谈谈北京大学文科学术流派的变迁。
北京大学文科学术的变迁，从建校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致经过三个时期，一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一是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一是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也可以称为留日学生称雄的时期。之所以不给出精确的时间界限，是因为这三个时期只是相对而言，它的特征是明显的，它的过渡又是从容的。大体说来，从北大创办直到民国初年，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民国建立，蔡元培执掌教育部之后，便开始了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这一时期直到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仍在继续着，但同时也开始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
也不是不可以给个确切的分期。北大创立之初，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就不用说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六月，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此时桐城派便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北大文科一直是太炎门生的天下。随着归国的英美留学生的增多，蔡元培也看出了太炎门生的不可依仗，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可说是正式开启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这种风光，不光是在文科，而是在整个北大。
于此可知，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力量之大，称雄时期之长。直到一九二四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太炎门生的势力才衰微下去，逐渐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成为北大学术力量的中坚。从此之后，北京大学才走上了现代大学的途程。以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以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旧式大学堂，能历经多次巨大的时局动荡，用短短二十几年时间走上现代大学的途程，也可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了。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我们且将文科学长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开列如下。兼职教授不计，后面的留学国别是我加的。
文科学长陈独秀四十安徽怀宁留日文本科教授贺之才三十三湖北蒲圻留比文本科教授顾兆熊三十京兆留德文本科教授黄 节四十一广东顺德未留学文本科教授徐宝璜二十五江西九江留美文本科教授张相文五十三江苏泗阳不详文本科教授叶 瀚五十七浙江杭县未留学文本科兼预科教授朱家骅二十六浙江吴兴留德文本科兼预科教授关应麟四十三广东南海不详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主任又兼国文英文二门研究所教员胡 适二十八安徽绩溪留美文本科教授兼哲学国文二门研究所教员陈汉章五十四浙江象山未留学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陶履恭三十一直隶天津留英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陈大齐三十四浙江海盐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康宝忠三十三陕西固城不详文本科教授兼哲学国文二门研究所教员马叙伦三十四浙江杭县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章士钊三十七湖南长沙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朱希祖四十浙江海盐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黄 侃三十三湖北春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钱玄同三十二浙江吴兴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三十五浙江绍兴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吴 梅三十九江苏吴县未留学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师培三十四江苏仪征留日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门研究所教员卫而逊二十八留美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门研究所教员辜汤生六十二福建同安留英文预科教授马裕藻四十一浙江鄞县留日文预科教授杨敏曾六十一浙江慈溪不详文预科教授朱宗莱三十八浙江留日文预科教授沈兼士三十二浙江吴兴留日文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沈尹默三十六浙江吴兴留日以上文本科和文预科教授共二十九人，除卫而逊和辜汤生为英文门教授外，共二十七人。其中留学日本的十三人，太炎弟子十人，留学欧美的六人。再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留学欧美的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年龄最大的陶履恭不过三十一岁，年龄最小的徐宝璜才二十五岁。还有一个不用统计也能看出来的特征是，年龄越大的有留学经历的越少，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桐城派的遗存了。比如杨敏曾，六十一岁，虽未查出他的履历，怕只能作如是观。朱宗莱即前面罗家伦提到的朱蓬仙。
这样，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变迁的历史，也就大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像傅斯年这样的优秀学生，舍弃黄侃这样的太炎弟子，投奔胡适的麾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特别强调的是，留日学生，尤其是太炎弟子对北大学术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取代桐城派老学究，可说是北京大学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努力，奠定了北大的学术地位，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尤其是国学门研究所，其组建之正规，成绩之扎实，多少年之后，仍引起后辈学人的关注。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就是一本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国学门研究所的主任是沈尹默，教员即研究员有胡适、陈汉章、马叙伦、黄侃、钱玄同、周作人、吴梅、刘师培。除了胡适、吴梅等人之外，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太炎弟子。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2）
对北大学术历史的源流，对太炎弟子的历史功绩，陈以爱有精到的论述：20年代主导北大文科的太炎门生，多是浙江人。他们具有相当浓厚的旧学根底；又因留学日本，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批学者于辛亥革命前返国，靠了同门的关系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学任教。1913年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了打击桐城派的旧势力，将这批太炎门生相继延揽到北大，使他们顿时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证之学也因而成为文科的主要学风。当1916年底，章太炎的旧交、同样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益形巩固。陈独秀、胡适在北大鼓吹新文学时，也因为得到不少太炎门生的响应支持，在《新青年》踊跃投稿，才使文学革命的声势大张，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全国。曹聚仁谓太炎弟子是新文学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有根据的说法。（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国学研究的倡导者，此中原委，陈以爱是这样说的：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的留美学生胡适，在初进文科时，对这批太炎门生也表示相当的尊重。胡适治中国哲学史，对章太炎的相关著作十分熟悉，这使他与其他同事相处时，具有学术交流的共同语言。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学”的研究价值与发展前景这些核心而关键的问题，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面对西学的强烈冲击与挑战，胡适提出今日当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以期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胡适的这种融和中西的主张，获得大部分同事响应，“整理国故”立时成为传诵一时的学术新口号。（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