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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县老家写的，一开始就说，他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的那篇论文，发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李大钊和胡适商榷的问题共四个，在第一个问题中李大钊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62页）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引用了上面这段话，接下来说：
胡适的文风（5）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更偏重平等；在英国更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一二次宪法，和英国边沁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能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句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的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页）即使我们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李大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的反驳，无论是论证的充分，说理的严密，态度的诚恳，与语气的肯定上，更胜一筹。
说理的文章是这样，纪事的文章也是这样。《四十自述》是胡适的自传作品，也可说是个长篇散文作品，最能看出其叙事的本领，因为是一九三三年写的，这里就不再评述了。还是从《胡适文存》第一集中选一篇吧。我选了这篇《归国杂感》，不光因为它是一篇纪实的作品，还因为它是胡适早年写的，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一月，距他回国不过六个月。
一开头说，他在美国要动身回国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劝他，你离开中国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他当时是笑着对他们说，列位不必担心，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留学生回国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此刻说不定他正回头等着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回国之后的情形，恰恰是这样。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他是在上海上岸的，初到上海便遇见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是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的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的时候，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小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幅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胡适文集》第二卷第469—470页）这只是一例。此外看到的还有，回到老家徽州，居然有了“三炮台”纸烟；扑克牌比麻将还多。上海的书店里，找不见一本像样的哲学书。文学书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还可看，有的只是《九尾龟》一类的色情书。西文书籍也不容乐观，不过是些先前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旧书，新书一本也找不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学校的教育，更是糟糕。有位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学生，竟会问他：“听说东文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他已大为诧异了，忽然又问：“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他便生感慨：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结尾处写道：但是我却不是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新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胡适文集》第二卷第474页）胡适此类叙事文字的特色，除了前面提到的议论文字的特色外，还应当加上笔调平实，观察细致，不故作偏激之语。按说一个刚留学归来的洋博士，骂骂中国的落后，该是很痛快的，也是很时髦的。可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看出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他要说，但中国确实也还在进步，他也看到了，更不能不说。胡适自己说他没有多少文艺的才华，我们权且承认，一个人的文艺才华的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要他的笔调能曲折有致，叙事能清楚明白又能触动人心，也就够了。从这点上说，胡适的这篇《归国杂感》，不愧为一篇纪事的好文章。若说缺陷，只能说纪事驳杂了些，感情不是那么沉郁，也就减了几分感人的力量。
胡适的文风（6）
胡适的文风，就谈到这里。
鲁迅的文风（1）
鲁迅是文章大家。也选他一篇早期的名文吧，还数《记念刘和珍君》最能代表他的文体风格。所以选这篇文章，还有个原因，就是前一章讲了的三一八惨案，正是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不用再作什么介绍了。
不愧是写文章的老手，一下笔便是一种沉郁悲怆的气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3页）
怎样与刘和珍相识的，在第三节中是这样说的：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4—275页）
全篇之中，就这两段是叙述性文字，自己亲历的事情的叙述。第五节中还有一段叙述性文字，不是亲历的事情，是转述，转述刘和珍死难时的情形。此外的文字，除了偶有一半句是叙述外，几乎全是激愤之语，警策之句，有的是感慨，有的是诅咒。且选几句看看：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