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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既往的坚硬。当他们在２０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黄秉泰说：“由于继承了朱熹理学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体系，韩国儒学一直忠实地搬用它，并严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韩国的理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
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朝鲜历史上没有对传统道德进行破坏性过度使用。朝鲜每一代王朝都延续很长时间，“忠孝”这种价值理念从未受到过嘲笑。朝鲜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发达的潜规则和中国老百姓那些弯弯绕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第三点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
韩国人的褊急性格是举世闻名的。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倒得也快。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麦喜温说：“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的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像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老人和少年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在手，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一个人太老了，就会褪尽火气，磨光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长年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亡国夭种，瓜分豆剖的迫人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决，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１８４０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１９６１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