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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８０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８３美元增加到１５５３美元。这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韩国一跃跨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造船、汽车、电子、化纤等工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并显示出惊人的竞争力。１９８８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１９９１年，韩国国民总产值跃居“东亚四小龙”之首，人均ＧＮＰ超过６０００美元。尽管当时韩国的人均ＧＮＰ低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但它在产业结构多样化方面要远为成功，其工业化的程度也更深。在一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韩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的竞争对手。韩国被誉为“第二个日本”。
１９９５年，韩国人均ＧＮＰ达到了１００３７美元，韩国人提前实现了过万美元的目标。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１１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２０１０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２００多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溷”，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而当代中国人开始赞美韩国的厕所：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仅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人家那儿把厕所叫作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儿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引自网文）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古代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使人们不得不被诱惑于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就是促使我研究韩国并写作这一系列与韩国有关的文章的最初动力。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韩国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韩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较为彻底地接受了现代制度，二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的精神传统。在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计划经济手段，群众运动方式，号召“以国为家”的献身精神……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秘密。鉴于变革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同质性，我们不难想到，韩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样能做到。
自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相比之下，韩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但较之中国变革显得更迅速，更顺利，也更成功一些。
具体说到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我们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关键领域采取的措施与韩国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一边发展，一边不断破坏着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众所周知，我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１９４５年，韩国的文盲率为７８％，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５１年后的１９９６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３７％，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２００１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５２％，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地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思想。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我国在处理发展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时，则应对更为从容，手段相对韩国更为稳健，更为温和，但有时也容易造成一些问题的逐渐积累，甚至积重难返。比如三农问题，治理腐败和金融改革。
以农村问题为例。到２００２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３∶１，升高至３．１∶１，远高于多数国家的１．５∶１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严重状况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摸索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１９６２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７１％，到１９７０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６１％。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一言以蔽之，“新村运动”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８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４％上升到３８％。
国家投资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１４．６％，而农户则为３．５％；而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４．６％，而农户为９．５％。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
韩国在治理腐败、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金融危机等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则一定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失范。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除中国外惟一现在还有人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中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