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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了许多实验。
①意大利医学家、解剖学家。以环状剥皮法研究植物体中的物质运输。——译注
②荷兰显微生物学家。用显微镜发现红血球、滴虫和精虫。——译注
但是，即使在该世纪后期，血液循环的发现对那些寻求对自然作神秘主义解释的人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约翰·鲁道夫·格劳伯这位对大规模化学设备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后期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认为，血液循环确凿地证明了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和谐联系（1658年）。在英国，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610—1682）指出，罗伯特·弗拉德和威廉·哈维对血液秘密的发现，可作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进行必需的课程改革时应该采纳的重要科目（1654年）。甚至连炼金术士、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伊利亚斯·阿希莫勒（Elias Ashmole，1617—1692）也称哈维是这么一个人，“他因许多杰出的发现而值得为其立一尊黄金塑像，而不是大理石塑像”（1652年）。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知识的逐渐成长来描述血液循环发现的历史。人们或许可以指出从维萨留斯到哈维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发现。然而，这些发现都扎根于为人熟知的那些主题的背景中。16世纪解剖学的复兴建立在欧洲大学几个世纪的公开解剖的基础上。而且，就像在植物学中一样，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艺术和观察新联合的力量。至于人文主义，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有影响了。盖仑著作新的希腊语版和拉丁语版激起了人们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新兴趣。对此，我们曾经特别提及伦敦的托马斯·利纳克雷、巴黎安德纳希的金特以及一连串受到这位2世纪希腊医生①作品启发的帕多瓦教师。
①指盖仑。——译注
新的解剖学和循环发现的整个背景最初是与帕多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该校极其重视亚里土多德和盖仑的著作，并且我们发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他们两人对那些主要人物产生了影响。这些主要人物都赞同修正古代原著中的错误，并将其看成是一种既正确又恰当的训练，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超越或取代古人。在这些权威人士中，只有金特以赞成的态度思考过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化学疗法，但此时他并没有想要去反对古代医学理论。至于哈维，直到临终之前，他仍认为自己既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又是盖仑的追随者。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甚至更为复杂。当我们将前前后后的情况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这些学者中许多人的动机与现代科学家的动机是极端不同的。因此，曾受过解剖学训练的塞尔维特，由于对神学的思考而立即确定了他的血液流动观点。对弗拉德来说，情况与此类似。对自然的理解与对神学的理解同样重要。正是根据这种主张，弗拉德成为第一个支持出版哈维著作的人。也有一些人反对作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哈维，因为他的观点与古人相冲突。而另一些人则支持他，但这只在将他的基本生机论观点删除之后。
最后，人们面临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这就是，科学革命中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成就之一，是由一位自称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人完成的，而他的著作最先吸引了神秘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切，这项成就才是伟大的。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另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血液离开心脏进入了大动脉，但更早期的各种解释都包括了一个以建造组织为目的的巨大灌溉系统。
虽然有些人曾经更早地提出过神秘的血液循环，但哈维当时涉及到了真正的实验，并且提出了一种不可辩驳的定量论据。人们认为，哈维的著作是对人体过程的第一个恰当说明，也是通向现代生理学之路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以后，人们对待生命过程的态度就有了改变。而早些时候人们论及的无法定义的体热（innate heat）、空气的力、动物精气以及内在生机（archei）注定要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那些更加简单的物理概念的一种新的寻求。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五章 一种新宇宙体系
我们已经回顾了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早期发生在医学、植物学和生理学中的论战，同样的论战也十分引人注目地发生在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我们再次看到了人文主义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意义重大的重新阐述（维萨留斯，1543年；哥白尼，1543年）。同时，我们还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同化和争论的较长时期，它必定产生对进一步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发现和新诠释（哈维，1628年；开普勒和伽利略，1609—1632年）。
有关地球运动的问题不但包含了对天体构造的重新认识，而且也包含了一门新的运动物理学的发展——而后一个目标直到艾萨克·牛顿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出版时才被充分认识到。因此，运动物理学的整个发展史适合于在这套丛书的另一本书中叙述。但是，对哥白尼体系的接受问题，涉及到超出运动力学和宇宙学以外的各种因素，因而神秘主义在此再次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动机产生了影响，并且在导致深刻分裂的神学问题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
正如在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也建立在古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中有两种宇宙体系占据着统治地位。第一种是欧多克斯（Eudoxus）①、卡利普斯（Callippus）②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他们借用一系列同心球来说明恒星的周日旋转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图5．1）。为了解释观察到的不同运动情况，他们把行星分置在四个球面上。在恰当地安排了数量足够的行星之后，就有可能解释诸如岁差和以恒星为背景的行星逆行这样复杂的运动。尽管这个体系广为接受，但是它却解释不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有时似乎是周期性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从它们呈现出的大小和亮度的不同上就可看出。
①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公元前400…347年）。接受了柏拉图关于行星必须在正圆轨道上运行的观点，但他在观察之后又不得不承认，行星的实际运动并不是正圆轨道上的匀速运动。——译注
②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370…前300）。他观察了行星运动后，把天球总数调整为34个。——译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消除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中的不准确性，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们＇特别是佩加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Perga）③和喜帕恰斯（Hipparehus）④＇对这些材料重新加以整理并纳入一个新体系。后来，他们的体系在公元2世纪被修正和扩充为克劳狄乌斯·托勒密（Glaudius Ptolemy）详尽的、真正的数学体系。正是托勒密在《至大论》中描述的这个体系，直到17世纪大多数天文学家仍对其深信不疑。
③古希腊数学家（公元前262…前190）。阿基米德的学生，因对圆锥曲线的研究而获得了“伟大的几何学家”的称号。——译注
④古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公元前190…前120）。天体测量学奠基人，编制约850颗恒星的星表，发现岁差，制订日月运动表，推算日、月食，用球面三角原理确定地球的经纬度。并发明了许多用肉眼观察天象的仪器，这些仪器后来沿用了1700年。——译注
托勒密的天文学保留了较早期的天球，又增加了各种不同的圆（这样就保持了天体运动的“完美”）来更加详细地解释各种观察到的现象。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行星可能位于一个较大的圆或均轮上——如果这个行星看起来是绕着地球作完美的正圆运动的话。但是，这种完美的正圆——对恒星而言远非如此——并不存在，其结果是，又假设了许多其他的圆。本轮的中心位于均轮的圆周上，并随着均轮的运动而转动。这种双重的运动，既解释了距离的明显变化，又解释了行星的逆行（图5．2和5．3）。其他的不规则性促使托勒密把地球放在远离太阳的某个地方，并且使用了偏心（偏离了中心的）圆和等分圆。后者用来解释行星速度的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就可看出，在相等的时间里转过了相等的角度（起点不在圆心）。把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圆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精密的（或许并不完美的）天文学体系，这个体系相当准确地解释并预测了天体的运动。
然而，尽管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使古代其他作者相形见绌，但他们的宇宙论体系并不能代表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整个领域。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的一些追随者＇尤其是菲洛劳斯（Philolaus）①＇曾提出了一个宇宙图，这个宇宙的中心是一团中心火，环绕在其周围的是包括地球、太阳和一个反地球（counter—earth）②在内的所有其他星体。后来，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ofSanlos，公元前3世纪）③提出，如果地球每天绕其轴自转，同时每年绕太阳公转，那么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哥白尼式的”方案并不是从数学上得到的，而且只有他对日月距离和大小的计算结果幸存了下来。庞塔斯的赫拉克雷迪斯（Heracleides of Pontus，公元前4世纪）①的研究影响更大。他提出，地球的周日运动最好地解释了恒星运动，而人们从未在远离太阳的地方看到过水星和金星，这一事实表明，这些行星是围绕太阳旋转的。马尔提努斯·凯佩拉（Martianus Capella）和马科罗比乌斯（Macrobius）（两人都活跃于5世纪）重述了古代晚期异族入侵时幸存原著中的赫拉克雷迪斯的观点，这些观点一直沿用到12和13世纪人们发现了更详细的科学著作。
①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80？）。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杰出的代表。——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