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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术家。
● 《艺术人生》为何推出再聚首品牌？
● 《艺术人生》如何发展再聚首品牌？
5．记录时代人物之三
——《艺术人生》的再聚首品牌
2003年春的一天，编导马宁问刘欢还能不能做，因为2002年已经来过一次节目，这一次是因为他准备要发新专辑《生于六十年代》。当时直觉是刘欢想做的节目一定可做，难得金口玉言想上电视栏目，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没有想到由此开始了我们“集体记忆”的新节目样式。
刘欢节目现场完全布置成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暖壶、茶缸、革命招贴画、单位发的椅子桌子。置身其中，又见到少年伙伴，褪色的岁月仿佛重现在人们眼前，现场所有人都激动得难以自持。这一期节目引起了连锁反应，直至半年后我给人讲课时会场还有四五十岁的人在抹眼泪。
首先，我们确立了作品是时代最鲜明的缩影。在《生于六十年代》之后，我们又推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红楼梦》再聚首的节目。《艺术人生》不再局限于明星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是迅速将视角置于民族的集体历程和情感之中，有着并非个体而是群体记忆的作品率先进入我们的选题，
其次，文艺史中的事件急需梳理。中国当代文艺伴随中国经济、政治共同发展，而又常常被误读。因此，《艺术人生》将视角转向风云中的中国当代文艺史。例如《歌声走过二十年》，我们邀请了见证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二十位歌手来到演播室，唱老歌，讲往事，还邀请了重要的音乐制作人和乐评人。当成方圆倾诉她对邓丽君的敬意时，当乐评人对在中国乐坛坚持了十余年的林依轮、陈明和满文军说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时，我感觉终于又将节目推向深入了。
在未来的发展中，《艺术人生》的这一品牌将逐渐发展，将会成为中国艺术百年的平台，将会有更多新老明星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真实人生，揭示更多尘封的时代记忆。
● 《艺术人生》是不是哭得太多了？
● 《艺术人生》怎样不煽情而深情？
6．用情感温暖人心
——《艺术人生》的情感诉求
《 SEX AND THE CITY
》的流行让城市男女忽然发现关于生活还有如此之多可以探讨，六年的系列剧几乎涉及了所有情感话题并没有随着时间而索然无味。文化的先进之处可能就表现为对于人的内心始终狂热的追寻。我觉得《艺术人生》就是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首先，《艺术人生》正在完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职责。政治形态和中国文化的断层使中国人在改革开放25年来始终在重建情感纽带。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个人，应该是反思的时候了。有人说《艺术人生》哭得太多了，我想人们可能只是强调了结果，而没有在意节目中让人感动的原因。西方人在遇到生命问题时，可能会去寻找教堂。20年前的大一统社会中，中国人的情感宣泄被视为社会禁忌，我们的父辈能够教给下一代的经验太少，爱情方面琼瑶们是老师，后来台湾的小男人散文常年流行，现在书店门口的励志书人看了封面就耳热。
因此对明星们来说，在栏目中这个交流人生的特定环境中，尘封的情感扑面而来。与大多数中国男性一样，大部分人很少在家庭中表达自己的爱，所以阎维文在节目中对妻子的爱情表白“卫星，我爱你，下辈子还是你”让很多人崩泪，刘欢对妻子的情感流露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如果节目能够使普通人体会到更多的关爱，我想明星的社会价值就足以傲人了。
《艺术人生》完成历史使命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很好的释放自己的情感和重建信仰的一天，我们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
其次，任何情感必须和深度有关系。制作《艺术人生》2003年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之前只是觉得春节归乡的游子会和父母有情感的交流，但是，在策划过程中却发现如此之多的人还尚未解决和父母的关系，比如许巍、林依轮、孙悦。中国的父母和孩子的人生纠缠在一起，儿女极易对父母产生负疚感，而疏离感又挥之不去。在策划时我们发现这又和社会学、心理学产生了关系。为什么在中国社会最近的几十年父母和儿女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纠葛？在节目中，我们和嘉宾共同驶向记忆的深处，历史的轮廓渐显，有文革时对于情感的压抑，有对儿女在新时期价值观的不认同，有中国传统中父为子纲的伦理限制。我想，这就是“是什么让人泪流满面”——对人类情感的尊重与冷静的审视。
第三，尊重不同价值观的不同选择。《艺术人生》曾经有两个台阶，一个是港台嘉宾，一个是海外嘉宾。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爱和怒。当罗大佑在我们面前时，他更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艺人，我们心目中的精神教父荡然无存；当蔡琴、齐秦、赵传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更多的是不能承受之轻。19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思想的解放，中国内地人的忧国忧民和面对现实世界急遽变化的感受，对于港台艺人来说，隔着一道无形但是坚硬的墙壁。同样，港台艺人面对资本社会的个人奋斗的信心、面对感情的坦诚、面对生活的松弛和活力又是另外的一道风景。因此，《艺术人生》的国际化也是创作者思维的国际化和多元化。2003年的《无间道》节目特别选择了“海归”编导来做，从容面对亚洲之星梁朝伟、刘德华等。海外嘉宾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大卫·科波菲尔，同样展示了不同文化下不同的情感模式，同样引人入胜。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好像只是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是，作为文化的普及教育，我想这是应有的决心。
2004年5月7日
朱军访谈录
一、 我是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开始主持《艺术人生》的。
记者：在来中央电视台之前，你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一名相声演员，怎么会想到去中央电视台做一名主持人呢？
朱军：从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露上一小脸，然后回去以后特风光。中央电视台节目看了吗？我上了。真的，这是当时想上中央台的最大动机。真到了中央电视台，看了那种工作环境——演播室的灯光、布景——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想我得在这台上找一地方露露脸。很快，我就在《东西南北中》里跟许戈辉合作了。我们两人合作得特别愉快，说实在的我非常感谢许戈辉，她也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东西南北中》播出以后，心里那个美啊，那时候的愿望就又变了：什么时候能站在那一千平米的舞台上主持一次节目。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台最大的演播室就是一千平米。这个愿望在1994年就完成了。1994年7月7号，我和陈鲁豫主持了《七彩欢歌》节目，现在回过头来我都不敢看那个节目，简直是太难看了，人整个都走形了，因为心里对它的渴望、对它的需求太过于强烈了，紧张加上激动兴奋的结果就只能是一个矛盾体搁在那里。那次以后我又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跟赵忠祥、倪萍站一块儿主持个节目？后来就跟他们站一块儿主持1996年的春节晚会了。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事儿就成了。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已经是非常成功了，你自己如何评价？
朱军：我觉得还行。我不能说我就是一个完全的成功者，但走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因为我到今天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对我来讲这就是成功。我没晕，没睡不着，没跟自己较劲。要出去演出的话，我依然可以自己拎一个箱子就走了。
记者：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成功就是一种心态。你从特别想成功到归于平静，或者说从超越平凡到回归平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朱军：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实际上我从原点走出去再回到原点的速度非常快。我大概是在三年到四年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轮回。《东西南北中》之后，我又主持《中国音乐电视》。《中国音乐电视》当时多火啊，火得不能再火的栏目，比现在的《同一首歌》那可真是火得多。后来我离开《中国音乐电视》去主持《音乐直播厅》，那个栏目的收视率只有零点几。那段时间是我内心特别痛苦的一段，找不着北了，突然觉得好事都离我越来越远，心里特别痛苦。也包括上春节晚会，只给我两段词，两段我也不敢争。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已经有车了，买了一辆捷达车。有一天我就开着车去了趟沙滩，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那边的地下室里。从门口开过去看一眼，然后到前面兜个圈回来又看一眼，我心想：你来的时候不就住在那儿吗？你现在开着车，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一下子就平静了。所以说转到《艺术人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完成了整个涅磐的过程，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而且刚开始做这个栏目的时候，根本没有期待它能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平和的心态帮了我特别大的忙，我就认认真真地做好我该做的这件事就行了，所以我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