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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他这是找伴儿来了。您放心，我争取这辈子不跟你站在一块儿。
崔永元：《实话实说》我不做了以后，何晶做得很好。我觉得有些话题从女性的视角去谈，可能更有魅力。现在阿忆刚接过来，可能大家不适应，因为看惯了女性视角，老觉得阿忆像女的。我估计你们看一看就习惯了。我那天见到阿忆还说：“你不要怕。我刚出来的时候，那骂的比你的难听得多了，这不也闯过来了？”
朱军：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强烈地打着崔永元的商标。
崔永元：我想回去可能也没人同意，这事不是自己定的。我有好多想法呢，我的《电影传奇》做得挺好，我还想当电影局长呢，谁让我当啊？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某些想法就叫想法，有些想法就叫理想，有些想法叫空想，还有些想法叫妄想。
朱军：有一件事我知道，其实你到《实话实说》的时候已经录了三期节目了，但是人家还在找主持人。怎么看崔永元也不像个主持人，穿衣服也不像样，说话也不是要求的那种方式。当时你的心里是一种什么状态？
崔永元：我当主持人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因为张越、白岩松都已经当主持人了，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了。我当时是去替，要找比他们俩还优秀的主持人很难，我先替，因为我跟他们的水平差不多。“先做几期，来了好的主持人你就走。”当时说的是三期，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的制片人就没把我往张越、白岩松那种平民主持人的方向打扮，就是按照大牌主持人来塑造。（掌声）
崔永元：他们当时都是穿西服，我是穿件毛衣上去的。先要音乐响，然后灯再亮，一个追光灯追着我进来。接着两边的观众就欢呼，我就跟他们握手，然后上去开始主持。大牌，跟他们不一样。录的那天，“预备，开始”，音乐响了，灯也亮了，我穿着毛衣也出来了。我跟旁边的人握手，“你好，你好，欢迎你。”这时候我就听身后有一个人说：“这孙子干什么的？”（掌声，笑声）
崔永元：给我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背好了好多词，一上场先念四句诗，然后再来一个对联，再弄几个排比句，再弄四个歇后语，这大牌就算亮相了。当时看着观众，脑子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嗑嗑巴巴地，反正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吧，就这么录下来了。下来以后，同事们都说，“挺好的。你别看打开电视这么多台，还真没有一个你这样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我心说这挺难，这要坚持下去，每次都得有一个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掌声）但是我可能明白了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11年的职业记者了，我一紧张就只会像记者一样去提问去采访别人，他们可能喜欢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不难找，因为我做记者没人认识我，大家也不会高看我一眼，只要我认真地听，人家就会和我说真心话、心里话。后来我就这样做了。有人说这是一个风格，我觉得不是，每一个职业记者都应该这样。（掌声，笑声）
朱军：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出名了？
崔永元：白岩松出来当主持人了，因为白岩松是我推荐过去的。我觉得小白确实不能当主持人，因为他还没有我长得好看呢，就是让他去当策划。（掌声，笑声）后来他出来做主持人了，我觉得很好，他就是有我说的那种采访时的职业状态，在镜头前不装。他那时候已经出名了，我们约他吃饭他都不出来，挺没劲的。我就说：“还不如当时我自己去。”后来正好有《实话实说》这个机会，我就去了，去了就出名了，因为中央电视台覆盖太广了。我记得我去菜市场买菜，去挑人家的菜，捡好的买，他们都说“你还买菜啊，你还挑菜啊”。我心说，我都买了好几十年了，你怎么刚发现啊？那个时候意识到好像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掌声，笑声）
朱军：没有觉得特别的欣喜？
崔永元：挺危险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崇拜明星的人，现在也是，很多偶像。我也希望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被人尊重。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我觉得终于熬到这一天了，要好好地利用它。但是我母亲特别明白，我刚做了三五期，我母亲就很认真地跟我谈这件事。她说：“你现在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你可能会火，也可能会比现在不火，你还会过最普通的日子，你别到时候承受不了。”她老跟我说这个。她跟我说完了，我倒没想我到时候会不会承受不了，我就想会不会更火。后来慢慢地我觉得母亲说的是对的。所以刚才你问他们主持人的定义的时候，我这里还想呢。我觉得主持人就是人，但是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不是人了。（掌声）
崔永元：所以我特别感谢我母亲。不管我做到什么程度，她都希望我起码先是个人，最好还是个好人，其他都无所谓。
朱军：你觉得你是个人吗？
崔永元：我是个好人，特别好。我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就是出了名以后也没忘他们。而且有很多我出名以后交的朋友，偏说在我出名之前就认识我。他们都说我是邻居大妈的儿子，也有人说是邻居大妈孙子的，因为有时候我说话不太好听，比较尖刻。我从1996年开始《实话实说》，一直到今天坐着跟你谈话为止，我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没挣过一分钱，都是规规矩矩地挣台里的工资。
朱军：十年后的你和十年前比较，你觉得哪个时候更快乐？
崔永元：我觉得现在更快乐，现在是在苦恼中找快乐。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播的节目谈的可能是是人家礼拜一办公室的话题，整个不对路做着做着真的开始有责任感了。刚开始有责任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做了这么多年，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还不愿意放弃这个责任感，这就特别值得我们快乐。这个快乐的过程是每天睡不着觉，到早晨八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都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我觉得想这些的时候是挺痛苦的，但是之所以还这么想就说明自己还在坚持、没有放弃。为了这个，应该高兴、应该快乐。（掌声）
朱军：你是在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我听了却想哭。可能每一个主持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累呀，何必呢？
崔永元：因为我们是在媒体里工作，媒体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他们很多思想、观念、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从电视里面学到的。尤其是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责任感就更强了，因为我的困惑更多了。她上小学三年级，每天都会把社会上的问题带回来。我教育她的时候觉得手足无措。我们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影响更多的家庭，影响更多的孩子，你说没责任感行吗？说到抑郁症，我觉得抑郁症病人选择自杀是最痛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媒介上要告诉大家正确认识这种疾病，要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你，而不能号召大家自杀。这就是个人选择和媒体选择的不同。（掌声）
朱军：这就是这个职业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崔永元：我们老说国外开放，没人管，绝对不是这样的。那要看是什么台、什么频道，收费频道、成人频道是有限制级的节目，但是公共电视台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不分年龄、不收费。没有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节目是好看的，因为好看不是它的标准，它要向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讯，要传递这个民族的文化、文明。能说国家电视台不是公共电视台吗？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非常过分，比西方那些国家还要过分。我们甚至没法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看一个节目，因为他们都抱在一起了，一个把另一个按在地上了。公共电视台就是这个社会最低的道德水准，你不能超越它，这就是责任。我跟他们说我失眠是抑郁症造成的，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我很认真地跟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发现你真是有病。”（热烈的掌声）
朱军：我知道你现在做《电影传奇》，其实也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受到了那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电影的影响。做了多少集了？
崔永元：已经做好了一百多集了。
朱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崔永元：太快乐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这种快乐。我每天都在跟我的偶像打交道，因为小时候我就是看着他们的电影长大的。
朱军：我做《艺术人生》四年多，采访了两百多个嘉宾，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可以吸取的东西，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人性当中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能不断修整自己。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给我信心。因为我在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低的人中寻找同道者的时候，我有时觉得很艰难。因为他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们甚至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但是我采访这些老艺术家的时候，我发现社会没变成他们说的那样。这些老艺术家还像当年那样敬业，所以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