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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一开始，两边的大灯就对着中央照，热得要命。这时如果看过暗的台下再抬头看到特别亮的大灯会头晕眼花，所以演出半当中一定不能随便看来看去。特别不能看上面或者下面。”
“那看哪里？”
“看着剧场的底，这时台下中间一大排观众会以为你的目光是在看他们，感觉会很好。其实你是为了自己不要头晕。”
“那前排的观众呢？”
“如果要让前排的观众知道你注意他们，就要特意走到特别前面，靠近舞台边缘的地方。这时大灯已经照不到你的眼睛。如果脚灯没有开，你就可以招呼前排台下的观众。”
“我怎么知道走到哪里大灯照不到我的眼睛？”
“所以彩排时灯都要到位。要在台上所有的地方走一遍。”
突然，对面大灯转了个角度，一束非常强烈的灯光照在我们藏身的包厢里。“呀！”强烈的灯光射得我睁不开眼睛，直流眼泪。不知哪里传来手提式扬声器模糊不清但表达绝对清楚的声音：“无关人员请离开现场。”“走！”泰雅拉着我猫着腰避开灯光从座位间绕出门。
我们拎着新买的VCD，回家前在泰雅家附近的小店里租了几张故事片。
一到泰雅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动手连线。“先看哪一张？”泰雅问。我说：“看‘舞女’吧。”他朝我眨眨眼，说：“想不到你喜欢这个。”我确实是一个顽冥不化的人，一点也没有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以为他奇怪我怎么会喜欢跳舞什么的，也就没当回事，反驳道：“怎么，喜欢这个就是不正常吗？”泰雅笑道：“正常，正常。”我有点着恼：“你什么意思嘛！”他只是笑。
片子放了15分钟我就后悔了。这其实是A片。片子情节非常简单，片中的舞女指的是脱衣舞女，也说不上什么舞技，要不就是扭动了没几下就和人做爱。
“我们…我们换片吧。”我支支吾吾地说。
泰雅笑道：“这不是你喜欢的吗？”
“啊呀！我又不知道会是这个。换片吧。”
“说说而已的吧，你怎么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泰雅正色说，“你不会是第一次逛盗版VCD店吧？”他又凑近我说：“是不是里面的演员不对胃口？还是不喜欢欧美派的？”
“讨厌啦！”我大叫。随即又问：“这也分欧美、港台派？有什么差别？”
“当然喽。差别大啦。”他向后靠，伸了个懒腰。
我不由得来了好奇心，这是我第一次看A片，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些什么门道。“这些派到底有什么差别？不会只是演员人种不一样吧？”
“瞧瞧你！瞧瞧你！”泰雅装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说，“又要我这种‘社会’上的人传授什么重要经验给你？你老爸老妈要怪我毒害青少年了。”
“正因为别的地方学不到所以求教你呀，”我也来了劲，和他瞎缠，“知道一点也算是打打预防针，免得真的一点抵抗力也没有被拖下水呀。”
他大概被我死缠烂打的理由缠得厥倒，只好告诉我：“欧美的A片比较粗暴，有的完全没有情节，但是显得比较自然。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拍的片子，有时侯明明是有很多赤裸裸的色情镜头，但也是很有意境的文艺片。港台的A片比较文雅一点，一般情节比较多，但是通常表现得很恶心，象是要强调‘性’很罪恶。常常到片子结尾来一段三言二拍里一样的劝人清心寡欲的怪话。”
“什么？有这种事？哈哈。”我笑道，“到底东方人和西方人不一样。不知道日本怎么样。偏西方还是偏东方？”
“日本？”泰雅的目光似乎蒙上了云雾，茫然地望着墙，好象隔着墙壁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日本的A片……”许久他才用一种奇怪的口气重复了一句。我以为他在回忆曾经翻译过的盗版VCD，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个问题多么使他痛苦，我怎忍心一再追问？我恨自己，我也恨培养我的老师们，我受了17年正规的教育，为什么没有人具体地教我怎样善待别人？怎样爱别人？
“说呀，说下去呀，日本的A片是什么样子？”我兴冲冲地问。
“日本人口味很奇怪，”泰雅慢慢地说，“虽然抱着看色情影片的念头，却要求片子里的演员清纯，看上去越年轻越好，很多片子的主角打扮成女中学生，带着万般不情愿或者很无辜的表情。一般开始会有她们被强暴的情节。她们越显得痛苦，强暴她们的人越快感。”
“什么！”我大声说，“该死的小日本，真变态！恶心死了。换盘换盘。”
8。青春
关于泰雅的过去是我一直都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答案。在我已经彻底放弃不再留心的时候，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揭开了谜底的一角。
虽然刚过年，急诊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救护车来来去去，送病人的推车去去来来，急诊挂了棉帘的大门一次次被推开，冷风灌满了屋子，使几台破空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天半夜11：00时我这个班上最忙碌的时候已经过去。今天我“送”走了一个车祸伤。他是个19岁的男孩，身材骨骼已经是高大的成年人，却还没来得及长肌肉，因此看上去特别消瘦，象棵青涩的幼苗，被庞大的水泥搅拌车无情地轧烂，几乎看不清面貌。救护车送到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母亲呼天抢地，拉住水泥搅拌车司机要他抵命。父亲木然地随着随车医生和挂号护士的指派乱转，付费，挂号（尽管已经死亡），跟公务员领推床，付押金。他在急诊小小的门厅里转了好几圈也搞不清大门在哪里。
“喂！朱医生！”救护车的随车医生招呼我说，“这就交给你了。”
“等等，”我急忙拦住他，“他在车上就死了，我怎么写病史？”
“不要紧，这是我们写的证明的副页，你只要把这个贴在病史上再写一句‘病人抵院时已死亡’就行了。”
“那死亡证呢？”
“当然你开。”
“可是……”我瞄了一眼失去理智的家属和垂头丧气的司机，看来没有人会给我详细解释死亡证上需要填写的一些细则。
随车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道：“这证明上都写好的啦，你抄抄就行啦。”
我没法把家属和司机劝出创伤科办公室，只好挤在隔壁内科房间里抄写死亡证。隔壁房间也吵闹不堪。3、4个家属围着内科医生七嘴八舌地提供互相矛盾的病史。内科正在交班，中班医生无心恋战，只想快点把这个难缠的病人交给夜班，而夜班显然听不懂本地话，就算听得懂，也搞不清这些家属那个说的是事实，为了不出乱子，死命拖住中班要她处理完这个病人，至少要问完病史再走。普外科医生趴在对面桌上竟然能睡着。
我拖了个凳子做在检查床前，拿检查床做桌子，开始抄写。通常这只是例行公务，不会带有什么感情色彩。但是“19岁”这个年龄打动了我，使我无法不视其为会说会笑会跑会跳的“人”而仅把它看作交通事故后必须要处理的“残余物”。我一边抄着死者的职业、工作单位，脑海中一边开始浮现出一个快要毕业正在装璜队实习的暖通工程职校生，戴着棒球帽，穿工作服，背着工具包在新造大楼裸露的管线下穿行的样子。偶尔他会回头笑着招呼落后的同伴。或是新奇地指着书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型通风接口兴奋地高叫，尽管我永远不会有机会看到他的相貌，不能评价到底是不是漂亮，至少那是青春飞扬充满希望的一张脸吧。
当然，那是2个小时以前的事。这样的场景永远不会出现了。
“来来来，让一下。”心电图值班提着装心电图机的包烽烽火火地冲进来。我连忙收拾起东西给病人让地方。两个内科医生终于初步达成了协议，看来心电图是最先可做的检查。家属七手八脚非常努力而毫无效率地把病人往床上抱。心电图值班无可奈何地等在旁边。我更加无可奈何地等在后面。隔壁家属和司机还在激烈争吵。我哪里也没法去。
“朱夜，你有够忙啦。”心电图值班冲我眨眨眼。我认出她是湛江来的进修护士，叫庄蕾蕾，30来岁，声音比蜜糖还要甜，皮肤象巧克力一样黑。她在我们病房也呆过。我向她苦笑一下。病人躺好以后她手脚麻利地做了心电图，交给内科医生让她们慢慢研究。接下来家属们又一拥而上，但不是把病人扶下来而是为她垫上枕头，盖上被子，看来又要占着这张检查床不走了。
“我怎么办？”我哀叹道，“写东西的地方也没有。”
“到心电图室来写啦，有空地方的啦。”庄蕾蕾说。
“你现在怎么在心电图？”
“这个星期结束我就要回去啦，所以不排在病房，就在这里啦。”
我向服务台挂号的护士交待了行踪，跟着庄蕾蕾转了2个弯，缩进心电图室。如果说急诊的诊室象鸽子笼，心电图室只能算麻雀笼，刚刚够放一张床和一个小台子，旁边的地方只够一个人走，晚上值班的人要用梯子爬上搭在屋子里的阁楼睡觉。这急诊的房子是50年代造的。也许当时就有先见之明，知道房子总是不够用，所以造得很高，足够搭阁楼。也许不久诊室也会搭出阁楼来。
“谢谢你。”我感激地说，“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
“不用啦。”她说，“哎，半夜被叫起来好饿啦。有没零钱借我？我到对面大排挡买碗云吞面。”
“啊，我也饿了，”我说，“给我也来一份吧，我请客。”说着摸出皮夹（吸取上次的教训，我再次开始用皮夹），打开来找零钱。其实也不用怎么找，本来都是零钱。
“啊！你也有这个！”她指着我皮夹说。
“什么？”我不知所措，不知道为什么有个旧皮夹会让她这样吃惊。
她“吃吃”笑着说：“你也是追星族啊？”
我的皮夹里有个透明夹层，平时空着。上次到处去问那张日本啤酒广告模特儿时我把一张缩小的打印照片放在了这个夹层里，自己都忘记了。今天因为翻找，这个夹层又被打开，露出这张照片。我很吃惊，竟然会有人知道这是谁，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