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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商业破袭舰”，正如后者现在所惯称的那样确立起明确的压倒优势。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1780年与1781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在所有情况下，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当同盟国的六十六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三十五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三十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三十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对同盟舰队的四十九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通过维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阵地上与之决一雌雄，或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密切监视其本土的军需中心，而不至于怀有不切实际的避免每一次偷袭的希望；还是拦截敌军的每支护航船队，意在挫败敌军试图实行更大规模集中的计划，并紧紧尾随着得以逃脱的任何大型舰队更佳呢？这样一种监视切不可与封锁混为一谈，该术语通常适用于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准确，“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部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得以启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它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在那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话。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汇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了。布吕克斯冒险的游弋，于1799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战列舰。这一消息传播开来的快捷，英格兰人的骚扰举措与个别的失策，法兰西意图的挫败与追逐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决战，所有这些都可被说成是为依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材料。1798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的困难程度。
从1778年的战争中并不能引证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例，尽管这套古老的君主制并没有以诡秘来对其舰队的活动来加以掩盖，而这种诡秘正是由帝国严酷的军事暴政体制强加上的。在两个时期，英格兰都采取了守势；然而，在较早的那场战争中，它放弃了在敌人港湾之外的防御第一线，将其整个舰队分散开来，试图保住这个松散帝国的所有港口。在试图揭示这一政策弊端的同时。却得承认另一政策的困难与危险。后者通过封锁或将战斗强加于敌军头上，旨在缩短与决定战争进程，在大海瞬时将战场的不同部分统一和分割之时，意识到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上旗鼓相当、效率上却高出一筹的海军，分配以有限的活动领域，并受限于承认各占据该区域的舰队相互进行支援的条件因此，一旦部署完毕，这就取决于拦截或击败敌人横行于大洋之上的分舰队的技巧与警惕性了；通过对舰队发动攻势以保护海外领地与贸易，并将其视为真正的敌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标；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况下，对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替换与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加以完成，而且还能减少对于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资源的需求。
另一政策，实际上，需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相距太远而无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必须与对之可能发起攻势的任何兵力集中确立某种均势。这就意味着处处树立起比实际作战的敌军领先的优势地位，而敌军则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防御性战略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危险。“这可由英格兰的这一情况来加以证明，即尽管在每一处都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英格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通常处于劣势。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丁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是处于劣势。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在增加船员们的危险与船只本身的损害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那些并不适合于航海远征的舰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将它们派遣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跨越大西洋的情况下，殖民地船坞码头的匮乏使得它们无法进行广泛的修理。有关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种在同一时期会花费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种将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兰受到更加苛刻的评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进攻一方，事实上具有对于防御一方的优势。当集中他们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难得以克服可以发现，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严重危害到他们的聚合同盟国可以选择在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发动攻势。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自我利用这一公认的巨大优势的呢？通过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围零打碎敲，通过用他们的脑袋去碰撞直布罗陀坚硬的岩石，法兰西所做出的最为认真严肃的军事决策就在于向合众国派出一支特遣分舰队以及一支部队，意在使已实际抵达目的地的那些部队的数量再翻一倍。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英格兰惊奇地发现这场与殖民地的搏杀已经毫无希望，因此结束了分散其力量这一对其敌人最为有益的举动。在西印度群岛，通常由于英格兰舰队并不在场，这些小岛一个又一个地易手，其轻而易举显示出，由于对那支舰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整个问题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决的。而法兰西人，尽管具有众多的机会，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