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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人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我们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在把现代方式应用于处于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那些亚洲国家和民族以促进其发展时，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业性的途径，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扰。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不过，分析结果仍表明，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就当前而言，论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还无太大关连，这种发展结果或许并不能将“四亿人民”这几个字所寓示的对贸易的乐观期望化为现实。由于远在未来故而不好作准确的预测，发展结果对涉及的问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如一个变量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影响。不过，就考察过程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时显示出的状态又是根本不同的。变量发展结果无论大小。都会导致众多的可能，故而在讨论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当主宰局面这个政治问题时，必须将发展的结果考虑进去。
与此相联，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这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仅仅是亚洲发展国内交通所需的劳力和资本的使用，就足够产生值得重视的国家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更大到何种程度，对关于现阶段的必要预测并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包括在考虑之内，上述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上的。其级数大小取决于未知的变量之值，即有关国家的潜在财富，如它们将真正成为国际团体中的发达成员的话。
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备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如果暂且接受了刚才讲的关于数值的可变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观察并持续地追溯英俄间的长期竞争，这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前的复杂，并在两个对手之间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维持的那种协调。借助于这种协调，英国和俄国的各自权力不管各自的组成是怎样的在大小与性质上都应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它们间的摩擦应被尽力减少。假如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从其中就很难再萌生出破坏和平的企图了。
不论其出发点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这样人为力量并不决定着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着对它们的运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陆上运输既受制于地形对交通的巨大阻碍，也受制于面对这些阻碍而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的开支，它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不可比拟。铁路根本不能与河运竞争，它在速度上的优势不能弥补运量上的劣势。由于简便易行且载运量大，在相同距离内，水上运输更为便宜，并因此更为普遍的运用。这些特点不是偶然、暂时的，而是本质上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运距离比陆运太过遥远以至于前者的固有优点尽被抵销之时，陆运在价格与运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竞争力。很有必要强调这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