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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防止践踏各国的普遍利益并危及它们的存在或独立的侵略的发生。在现实情况下，相当地存在着现存政府的崩溃可能，其原因可内可外，不过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他国家或会利用现在的统治者，或会将他们取代。不用说，这两种作法都是和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的。美国或许希望在东方倡导一种并非出于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独占或势力范围制度的扩展对其公民利益的明显伤害。
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种令人向往的情形会更快出现，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份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象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具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许多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趋向于促成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使平衡得以保持。多个国家的介入会导致彼此有着不同特点的多种影响，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在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影响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有益的。即使这会促动政治分裂，这对中国的内部管理及世界的总体政治均衡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说，作为人类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仅仅为一种精神、一个人所驾驭并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国不会有多个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现体现着不同的政策观念的反对派别，这有利于中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当外在制约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使罗马沉沦于腐败之中时，一些古人对迦太基的灭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消失表示痛心，这并非毫无道理的。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象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在其他国家中，可认为法国由于和俄国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和后者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其性质则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来看，法俄同盟首要针对的是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无论是作为彼此邻近的历史结果，还是从目前它们在地中海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来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语国家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进展和完成抱有浓厚的兴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有关国家相互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纽带，该纽带是因法国令他国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权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眼前危急，再求助于像共同的拉丁性这样的虚幻字眼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形下。对法国来说，拉丁的不完美是在体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国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么长处，明显缺乏的是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上述的敌对关系主要会有这两个后果：首先，法国在地理上对于西地中海的控制会被大大削弱；其次，不会有第三种种族文明能在亚洲发挥可与斯拉夫与条顿文明相比的政治影响。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显的重要性，因为它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亚洲国家，但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已说到，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而且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和邻近的大陆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象美国，日本国土的狭小使它不能希翼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在所拥有权力的类型和运用方法以及当前利益方面，条顿国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发挥的影响的性质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