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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它们表明了共同的血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它会发芽、生长：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揉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我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当时的情形表明了对于联邦和国旗的挚爱如何深深地浸润进了大众的心灵中。这种挚爱为对信念的长期的执着，为无数的七月四日演说所培育。这些演说常常无疑是虚夸的，有时还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笼罩在战火之下的时候，蕴于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压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南方，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州应成为个人绝对的效忠对象的一贯强调如何牢牢地、难以抗拒地抓住了南方儿女的心。在那时，还有什么纸面上的协议、条约或同盟能被运用来将思想已游离得如此之远、利益是如此相对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呢？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所有人都熟悉“驱动过程”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过度的想象能将一个过程驱进多远？你打算急风暴雨般地予以占据的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必然反弹？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乔治·克拉克爵士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而非仓促的意义上的同盟的热情支持者对所表示出的疑义给予了令人愉快的说明。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其中的情形我不会说不可能出现，但肯定会使英国许多在多个世纪中辛勤得来的成就付之东流。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我确信，假如我是一个英国公民，这种前景不会在今天吸引我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挪进一寸。无疑，这张在所有鸟的视野中张开的网一无所用。
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我们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个未开化时代沙漠中的绿洲，为许多内部的争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不是组织的精巧细致，而是组织以物质力量的威慑性的、有效能的姿态它足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未经充分地组织的外部势力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中，欧洲可观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制止了外族对欧洲的进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粗野之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地给予严厉的警告，对此人们几乎不能装聋作哑。不过，我们极少给予那些来自于外部的、和我们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种族的危险以充分的注意，人们也未认识到国家间武装的警惕这种态度如今为欧洲所有大国所持对于我们文明的保持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对于处于非从属的、无政府的时代的社会无价的意义，如此众多的处于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阶段的年轻人又受到了关于服从、秩序、对法律和权威的尊重的教育。认为在为人所希望的欧洲国家的尚武精神的沉沦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注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物质繁荣和安逸前进的保证将仍是一个看似有理但绝对不然的错误。这种诱人的理想不会由代表性的文明国家实现，如果它们放下武器，松弛它们精神上的紧张，并从战兽变为只宜屠宰的肥牛的话。
随着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个需要防范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情形下，罗马登上了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罗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渐得以实现；但是，在我们战火寥寥的当今时代也可找到其险恶的对应物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又将其击得粉碎。当时，随着地中海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衰减，物质的繁荣，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而兵器却从僵颤的臂上无力地滑落在地。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天才的恺撒修筑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如同一条堤坝，在多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但当伴之了它的出现的铮铮豪情蜕变为了对于舒适、财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恋时这就是今天的和平预言家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离析了。入侵者波涛般地汹涌而来。大雨倾盆，洪流泛滥，狂风呼啸，房屋和堡垒在冲击之下倾覆，因为它的基石不是对于用以保卫珍贵之物的钢铁之腕和无畏之心的坚定依赖。
安适长久地存在，贸易不受阻碍，困苦一去不复返，所有的艰辛都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梦想。但是，我们能得到这些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为痴恋所在么？幸运的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尽可以对和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外部的芸芸众生视而不见。他们如今是虚弱的，因为我们有着更高的物质发展水平，依然保持着也是前者的主要财富的纠纠武夫精神。不过，即使我们无视他们，从内部产生的解体的危险已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动摇，而唯一的安全之策只能是对它时刻予以警惕，在国家间的争斗中，在各种分歧的凸现中，在各类抱负之间的交锋中，聚存着尚武之气。单凭它就能够万无一失地对付隐现于多个世纪之中的外在或内在的破坏力量。
美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海军强国且怀有由跨洋的地理位置导致的需要所规定的明确的对外打算并不是对于普遍和平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保证，未来可能存在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同源同种的国家之间的诚挚合作同样也不是。包含于欧洲文明命运之中的整个世界的最美好的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基于对于不间断的和平的憧憬。只有在利益的竞争中、在复兴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国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决定中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浪潮是该决定的鲜明象征，才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抛弃只适用于它的幼年时期的孤立政策；并认识到，尽管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曾对其独立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从欧洲人处承担一份辛劳就是为维护这个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负起一份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阵本能的震颤之中感到了一些精明的欧洲人在中亚和北亚的众多人口中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向太平洋诸岛的峰拥而入表明这股洪流不仅可能顺陆西涌，也可能跨海东进。不过，我没有细致地探究过这种浩大的运动的细节，其实，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能性还是明显地隐现于未来的地平线上，对它的唯一屏障将是我们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精神。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如果到时人们应被看到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现在就应切实地理解当今的形势如本文的开始所提的并依循这个认识而行动，这才可以对看来遥远的紧急事态做到有备无患。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