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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1812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它自己；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米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1812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我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我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如此地矛盾以至于可以想象，如果要说明得更准确，它们的支持者会为它们起些其他的名字。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们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我们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我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我们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我们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以修饰的论断来坚持门罗主义。这些论断也许体现了某项合理的政策，比门罗主义本身更适用当前局面，但它们和门罗主义不是一码事，虽然其间有些共同之处。剥离所有的后天发挥，就其本义而言，门罗主义所表达的是一个最终只有借助于海军才能实现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点就是：在美国疆界之外地区的命运之中寄托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显著特点则是，海军，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所导出，但它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毫无关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从那个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萌现并于1778年由我们尽管当时我们迫切需要和法国结盟提出的法国不应企图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条件所体现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踪。不过，这种意识在1783年并没有被我们延伸至佛罗里达身上，这块地区很快被英国让给了西班牙；对于我们的盟国对一些英属西印度岛屿的征服，我们也清楚地给予了默认。从当时直至1815年，对于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土地从一个交战国转到另一个交战国手中，我们未表示任何异议。即使有关地区本来就没有多少重要性，这种漠不关心在今天几乎不会出现，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的、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
对于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阐述会在多大程度上发展门罗主义，这又会对我国政治影响的必要范围究竟应如何定义诸问题显然是一位海军军官的职业领域之外的事。不过，将门罗主义的提出看成一个事实、认识到它体现的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大众对于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够了。如果门罗主义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它无疑将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转瞬即会被人忘却的东西。完全基于同情之上的声明从来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们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所触动；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我们的情感从未转化为行动从而也就只存在于霎那间。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能少受华盛顿所阐述的这个深刻真理1778年以及此后的法美同盟令人颇有苦涩之感的功用将它烙入华盛顿的意识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动机行事是荒谬的。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达着我国人民对于大海那头土地上的各种事件的本能关注，是因为它表述了一项关于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在其初生之时针对的是为人们所担心的欧洲对美洲的可能干涉。当时这种可能不仅取决于欧洲方面系于有关地区的实际利益，也取决于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纯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本身是当时垂死的殖民主义观念的体现。因此，当门罗主义被首次运用之时，它表明了美国人承认确实存在着欧洲卷入的危险，虽然和今天的局势相比，当时的局势中并不包含多少对欧洲的切实利益的刺激因素。从此以后，门罗主义又得到了多次不尽相同的运用，而这些运用所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赖地峡运河来进行它的两大海岸之间的交流。这样，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门罗主义被作了修整。从这种灵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门罗主义声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原则的本质特征：承认不处于美国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区不仅关系到单个美国公民的利益，也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迫对这些地区采取行动。
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消除一种常常为人提及却又多少有误导作用的说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只需要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经常附加于其上的还有这么一句解释：防御指对我们本国海岸的防御。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作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冒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支撑。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碎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会慢慢地改变公众舆论并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直至被冠之以国家政策之名的一种普遍信念最终形成。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事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一种沿着某个具体的政治方向的强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这些事件的根源并无多大用处。一些人从因果关系链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实；对它们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哲学研究，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国家不会自觉地给自己规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则会在大量事实之中发现存在着神灵的安排，而且它不会允许个人或国家逃避其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过，不管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