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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昌等人于8月间联合发起演剧助赈，他们组织了一批戏班，连演三天，各发起人认销戏票二千元，共筹集了六万元的金额。
《湖沪停战协定》签下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于6月7日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仍任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继续任副会长。
关于地方协会，杜月笙在一次会员大会上说过，“本会性质，本来属地方范围，但……上海是中外交通之中心，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会工作，不能用地域来分，也不能以性质来分。我们大家认为必要的，比如工潮问题、金融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希望本会诸公共同负责共同努力。”上海市地方协会为杜月签这一青帮首领积极参与全国政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舞台。
一·二八战后，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的推动下，杜月笙等人的政治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1932年3月，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受聘为国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杜月笙与工造时等其他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改问题的国难会议。
同年8月，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思、李登辉等人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
“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该会草章规定：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杜月笙是该会办理日常事务的五个常委之一，他和张啸林又是该会经济委员会十名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
在杜月笙主持的恒社内，抗日的主张也占了很大的优势，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杜月笙在恒社成立三周年时向社员提出过八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忠国家”。杜月笙认为“强邻虎视，朝不保夕，于此非常时期中，凡属中国国民，皆当卧薪尝胆，忠于国家。……恒社港友，鉴此危亡，其各发挥能力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必矣。”
恒社社员陆殿栋也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挽救危亡，如何共图生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为个人为家庭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力量，全部转移到大多数人民与整个国家的身上去，……我们全体同人，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牺牲奋斗，一致抗敌，我们中国才有出路，我们恒社才能恒久。”
常务理事陈达哉还提醒国人“不可生依赖之念。论者但谓日本并吞中国，列强亦有利害关系，当不能坐视，此误解也。列强认并吞不当，而发空洞之公道主张，固也，然何济卖用。”
在实际的对日经济交往中，杜月笙也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抵制日方的诱惑。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洲返回日本途中路经上海，特意与杜月笙见面。
永野修身下榻虹口日本领事馆后，特意派人社公馆，接杜月笙到领事馆。
“杜先生，你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你的中汇银行比起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差远了。我想由我们日本政府方面出资三千万日元，与杜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与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竞争一番。不知杜先生意下如何？”
杜月笙微微一笑，“永野部长的美意实在让月笙感动，但我是中国人，在上海自己有银行、现在又和日本人一起开银行与中国人竞争，这不合适。”
他婉言谢绝了。
永野修身碰了这个钉子后，并不甘休，急忙又提出第二个方案，说：“既然这样，就请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日方的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杜月笙又笑了笑，“永野部长，恕我直言，这两个方案的实质都是一回事，月笙没法做。”
同年3月，日本派出以国家银行总裁地玉廉次为团长的经济考察团访华。杜月笙受中国官方的委托出面接待。
日本经济考察团在上海金融工商界中频繁活动，要求中日双方在工矿、运输、金融、农业等方面全面“合作”，并要中国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在杜月笙等人的抵制拖延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是，在国难声中，杜月笙也乘机发了一笔财。他利用从宋子文那里得到的消息，让金廷荪去包销“爱国航空有奖券”。
这航空奖券，每月发行两次，每次在上海发行五万张，每张票面十元。用摇彩方式，摇出一、二、三等奖。头等奖金十万元，二奖两万元，三等奖一万元。这些奖券，售出后，得来的钱除一部分发奖外，只上交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就被金廷荪自己装腰包了。
金廷荪从航空奖券中赚多少钱，不得而知。但第二年，他从这笔款手中提出四十五万美元，在壮美路盖7一幢大洋房送给杜月笙。可是，这房子造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过。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把这幢房子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得八十万美金。
旧中国教父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二章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烽烟叠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三十二艘，并有海军士兵二千余人登陆增援。同日，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短短几天的时间，南京路外滩华摄饭店门前落下了炮弹，大世界附近也挨了炸弹。各国租界的路口，全副武装的外国土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边，枕戈待旦。各国领事馆的官属早已陆续疏散回国。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杜月笙就积极协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及其门徒陆京士、黄香云、汪曼云、周学湘、骆清华等人都是后援会的常委。杨虎、张啸林等人为该会的监察委员。7月23日，常委首次开会，研究支援抗日事宜。杜月笙还担任了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金廷荪、骆清华、黄金荣、徐寄顿等帮会分子就任委员，负责筹募支援各抗日部队的各项经费。
上海八一三抗战时，恒社社员、五行山成员崔锡摆出任国民党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三十二师司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劝募抗日军用物资。仁社、五行山青帮分子对此大力支持。他们在一个多月血战期间源源不断地将汽油、石油、无线电器材、军衣及罐头食品等送到三十二师办事处，托崔锡城送往前线。
恒社骨干、上海邮政总工会常委张克昌在闸北一带救护伤兵，并在难民救济协会担任遣送难民的工作。黄金荣在战后集资收容难民，族给医药米面，受惠者甚多。
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9月7日，蒋介石再次电令戴笠从速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然沪别动队”。
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杜月签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是个兼帮会头子、军阀于一身的人物，原属桂系陆荣廷部，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在陈炯明手下当过第一军军长。陈失败后又带部队投奔张宗昌。1927年1月，任张部的十三军军长，同年代理山东督办，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
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杜词落成时曾为杜担任负责接待工作的交际处处长。
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
杜月笙全力促成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1937年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当时正在伤兵医院救护伤兵员的恒社社员见通告后即奉命报名参加，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督导员，负责在南汇县新场镇训练新兵。杜月笙还派出冯一先、丘方伯分别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秘书。恒社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通过杜月笙与军统接上关系。于松乔任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军统内部帮会组织——正诚社的支持。早在民国八年，上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