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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引人瞩目的猛汉，称为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他是多年的上海烟土大王，积累了巨星财富，他已年近五十之岁，从前是个卖土豆（应当是苹果。译者注。）的贩子，当然，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而爬上银行家和慈善家的地位。他是中汇银行的董事长，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在强烈反抗日本人的上海地方协会内又是一个能干的领袖。
“1938年他去了香港。 据法国租界权威人士的想法， 他对于中国亡命者（指抗日分子）过于热心援助，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他是有把日本人当早餐吃的气概的。”
休斯女士在《鱼翅与小米》中则这样写到：
“休斯女士、文改和王贵松被送到法租界爱多亚路143号。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红砖楼房，门口上方有一行金字，中汇银行。他们被领着乘电梯到二楼，电梯里似乎装有防弹钢板。
“他们被领进一间大会客厅。这里的陈设好像大饭店的门厅，有扶手椅、盆栽棕桐和若干茶几。一群衣着考究的中国商人坐在一个角落谈话。还有十二个男人在客厅的各个地方，显然是枪手，也就是保镖。
“突然，一个保镖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杜月笙先生到！’一个瘦削、溜肩膀、两只长胳膊毫无目的摆动着的人走进来。他身上穿一件有污点的蓝长袍；一双平脚踏着一双并不洁静的旧便鞋；长长的鸭蛋形脑袋，剪得短短的头发，向后披的前额，没有下巴领，不过耳朵倒挺大，像蝙蝠的耳朵，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排虫蛀的大黄牙……
“杜大耳朵请我们吃茶，他自己便操起一把金色小茶壶，从壶嘴里吸着茶水。壶盖有一条小金链栓得紧紧的，而壶嘴又细又弯，从外边无法塞进东西去：他是怕有人放毒药。”
由上述两个外国人写的文章可以看出，杜月笙的大名，当时的确是响彻国内外了。所以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开张之时，一定要杜月里去主持开张仪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是在这个仪式上，杜月笙得到了日本人进攻香港的消息。
“糟了，玉兰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
大约两个月后，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公子杜维藩以及香港公馆里人员，在顾嘉棠、叶焯山的带领下，绕过敌人封锁线，经贵阳、桂林、龙川等地，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重庆。
杜月笙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愁眉为之一扫。于是，大开筵席，为亲朋故友洗尘压惊。
旧中国教父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八章
重庆是个山城，一年有大半年的日子，被浓雾所笼罩着。有时，三五步之外，就难以看清人物。战时的陪都放在这，因这浓雾的隐蔽，使日军飞机常常”发愁”。
杜月笙到重庆后，上有落委员长的器重，旁有铁哥们戴笠的支撑，加上行政院院长孔祥照处处表示友好，官场之上，十分从容。原先在上海的同伙搭档，部分早已先他而到重庆；原先在香港的门徒，也大多转移到了这里；再加上早已混入政界的高徒陆京士等人在各方面下得功夫，上下左右，比在香港，更加是如鱼得水，游泳自如了。
来到重庆后，杜月笙清楚地意识到，四川原系独立三国，所谓“东不出资门，北不出剑阁”。辛亥革命以来，军阀们关起这两扇大门打内战，各赔防区，绝不容外面势力染指。直到卫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才以防堵红军北上之名得以开进。这里的袍哥势力如同上海的帮会，是当地的巨龙，他虽说是强龙，若压他们，发展自己的势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杜月笙就努力结交当地的立军问和川帮财阀．
范绍增是杜月笙的老朋友。早年范绍增是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作战负伤后曾去上海治伤，与杜过往甚密。此次杜入蜀，范当然待若上宾了。
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将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瘤的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
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
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
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过。
从此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了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是大丈夫，够朋友，是经历过大场面的。
杜月笙原来担任中国、交通等银行的董事。交通银行见他来重庆后，就特地拨出一大笔钱，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专门为杜月笙修了一幢宽大、舒适的别墅。
杜月笙有气喘病，怕重庆的雾，夏天又怕重庆的热，所以，寄居汪山的时间较多。汪山和蒋介石的“行宫”所在地黄山也相近，双峰相对，召见或进谒也较方便。
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有时，杜月笙要为他所经营的企业，调划“头寸”（现款），向四川财阀开的美丰银行打一个电话，美丰就如数送到，而且再三声明，不收利息。那时，通货已开始恶性膨胀，银行利息，高达二、三角（百元的月息要二、三十元）。一般工商户，就是出足了这笔利息，非有特殊关系，不暗地里送足了重礼，也是难以借到手的。
类似的情况，据说军统机关如一时周转不灵，戴笠总是亲笔写个条子，嘱咐经管人去找“杜先生”。对此，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当然也是“无息贷款”。
杜月笙在重庆自己掌握的企业，就是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这个公司，早在太平洋战争前， 就分别在港、 沪、渝三地集资筹备了。杜月笙到重庆后，既不能再挂“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招牌，交通、中国两银行的董事又毕竟是空名义，不能予取予求。“这个公司由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是杨管北。
杨管北在“一·二八”时曾担任过抵制口货的检查工作，杜月签有一批约值五万元的日货被扣押，杨管北听说是“杜老板”的，马上亲自押送社公馆，还表示了歉意。
杜月笙看到他人很伶俐，能说会道，就有意提携他。恒社成立，他也是骨干之一，被杜视为经济方面的心腹。
上海有一家大达轮船公司，原是南通士绅张着创办的。张着死后，他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为了照顾上海这个“码头”，就请社月经担任了董事长。
后来，张孝若被刺身死，杜月笙就力荐杨继任总经理。从此，在洋场的商界中，杨管北也成了头面人物。
上海沦陷后，大达公司迁到重庆，聘请一些军阀、名流作为董事，扩充资本，经营川江航运，在陪都，也在官商场中兜得转了。
因为那些亦官亦商的人物，利用金融机构，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搞得民怨更加沸腾。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舆论，不得不下令严禁金融机关兼营商业及运输等业务，那时正是雷厉风行、三令五申的时候，而杜月笙这个公司，名义上就是既是“信托”，又兼“贸易”，正和这禁令背道而驰。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不仅大批抢购和囤积物资，投机贸利，而且利用军统控制运输的关系，把触须一直伸展到衡阳等地，和沦陷区进行走私买卖。
过去，杜月笙在上海滩走红时，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大量的红利。到了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还继续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金，向他购买。
当时，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
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顾嘉棠来负责。
当时，杜月笙是打着投资开发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许多地方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子便争着向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
杜月笙承揽了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上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绍增找去，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了范绍增。
“这个，你去送给孔祥熙。”
范绍增找过一看，是一张支票，“乖乖，五百万，这么多呀！”
“你就对他说，我要你给他买点东西，但你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来，请他自己去买。”
当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
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过后，把支票交给了孔。
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