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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叫弗兰克·麦多克斯，居住在芝加哥吗？”
“是的。”
“在本月13日的夜里和14日的早晨，你是在被告的宅子里吗？”
“是的。”
“你知道菲里普·里斯是否和被告有亲属关系吗？”
“他是被告的异父兄弟。”
“在13日以前，你在被告的住宅中呆了多久了？”
“我是在10日到的。”
“在14日早晨，你是否见过里斯先生？”
“我见过。”
“他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卧室里。”
“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他死了，仰面平躺在床上，一条薄毯子盖到他的下颚下面。毯子上有一条切口，一把刀曾通过那条毯子插进去，插进里斯先生的身体之中。那条毯子被血浸透了，里斯先生死去了。”
“我回头将重新传唤这位证人，进行进一步的提问。”汉米尔顿·伯格说，“目前，我只是显示出构成犯罪的主证据，现在我要求获准，让他暂时退下。”
“很好。”马克汉姆法官说。
“你有什么可问的吗？”伯格向梅森问道。
“有，”梅森说，“你说你在13日晚间在那座宅子，麦多克斯先生？”
“对。”
“而且14日上午也在？”
“对。”
“你在14日上午第一次离开那座宅子是什么时候？”
“这重要吗？”伯格皱着眉问。
“我认为重要。”
“我不认为。我反对，因为它无关紧要。”
马克汉姆法官犹豫了一会儿。
“这很重要，”佩里·梅森说，“我要对这问题进行修正，使它成为这样：在那具尸体被发现之前，你在14日早晨第一次离开那个住宅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显然是在提问范围之内的。”马克汉姆法官裁决道，“回答它。”
“我根本没离开那个住宅。”麦多克斯说。
梅森扬起眉毛，“你没有在大约早晨3点的时候离开那个宅子吗？”他问。
“没有。”
“你在13日晚上什么时候到你的房间去的？”
“我判断大约9点半吧。”
“你到你的房间后马上就上床睡觉了吗？”
“没有，我的律师邓肯先生和我一起去了我的房间。我们谈了很久。”
“你14日早晨是什么时候起床的？”梅森问。
“你和凯尔顿先生闯进我的房间，试图搞清是什么人被杀死了，把我吵醒的……”
“申请将回答的那一部分勾销，那是证人做出的结论。”梅森说。
“它将勾销。”马克汉姆法官裁决，“陪审团将对它不予理会。”
“那是什么时间？”
“我认为，大约8点前后。”
“你想让陪审团明白，麦多克斯先生，从你13日晚上回到你的房间，到14日上午8点，你一直在那个宅子里吗？”
“是的，先生。”
“你没有在14日早晨大约3点钟的时候，到太平洋长途汽车站仓库，往圣巴巴拉给多里丝·萨里·肯特打一个长途电话吗？”
麦多克斯双唇紧闭，摇了摇头。
“你得让人听得见地回答那个问题。”法庭记录员宣布。
“我极为肯定，没有那样做。”麦多克斯清晰地说。
“你没有？”梅森问，声音中带着惊奇的意味。
“没有，先生。”
“你在早晨大约3点钟时起来了吗？”
“我甚至都没醒过来。”
“你没有醒过来？”梅森问，“你没有在14日早晨3点钟前后和邓肯先生谈话吗？”
“没有，先生，绝对没有。”
“在13日午夜和14日早晨5点之间的任何时间呢？”
“绝对没有。”
梅森说：“我没有问题了。”
汉米尔顿·伯格传唤了一名制图员，他绘制了肯特住宅的一张平面图。那张平面图被提出作为证据，没有异议地被接受了。验尸官确定，死亡时间为14日早晨2点30分到3点30分之间的某一时间。
侦探霍尔康布警佐上了证人席，验明了那把刀刃被一种邪恶的锈红色弄污的的切肉刀是在肯特床上的枕头下面发现的。这时，佩里·梅森问霍尔康布警佐：“那张床上的枕套和床单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嗯，我听说，管家妇把它们放到洗衣房了。”
“她没把它们留出来吗？”
“没有。”
“你们为什么没把它们作为证据呢？”
“因为我认为不需要。”
“这就是说，在枕头或床单上都根本没有血迹？”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有一些血迹，但我不记得了。”
梅森嘲笑着说：“如果有血迹的话，你会认为那些东西很重要，足以扣住它们作为证据的，对吧？”
“反对，这是有争议的。”伯格吼叫着。
“我只是为了唤起证人的记忆。”梅森说，“他作证说，他不知道是否有血迹。”
“他得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汉姆法官裁决道。
“我不知道。”霍尔康布警佐承认，随后他加了一句，“你应该知道，梅森先生。是你发现了那把切肉刀。”
审判室里的旁听者们窃笑了。
佩里·梅森说：“对，我知道。你是在要我告诉你吗，警佐？”
马克汉姆法官用他的小木槌重击了几下，“够了，”他命令说，“要用适当的问题盘问证人，证人与律师之间不要再交流了。”
“而由于，”梅森抬高声音发起了攻击，“那条被单和枕套上没有血迹，因此，可能会成为妨碍检方看法的证据，于是，趁你独自负责那个宅子时，你就确保这些东西在辩方有机会保留它们之前，被送进了洗衣房，对吧？”
伯格咆哮了一声，站起身来，抗议着，“这一点与本案无关。”
佩里·梅森只是微笑着。
“证人应该做出回答，”马克汉姆法官裁决，“这个问题有助于显示证人的倾向。”
“不，”霍尔康布警佐说，“我和那些床单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确实向那个管家建议，她最好把房间清理一下了吧？”
“也许我那样做了。”
“而且把床整理好？”
“也许。”
“没有了，”梅森得意地看了陪审团一眼，宣布说，“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传唤约翰·邓肯。”布莱恩宣布，汉米尔顿·伯格靠后坐定，让他的副手出面了。
邓肯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来，宣了誓。
“你叫约翰·邓肯，是一名来自伊利诺州的律师，而且你认识被告彼得·肯特？”
“是的。”
“你在本月的13日和14日的上午是在他的住宅吧？”
“对。我当时和肯特与他的律师佩里·梅森先生有一个生意方面的会谈。出席那一会谈的还有肯特先生的秘书海伦·沃灵顿和我的委托人弗兰克·麦多克斯。我认为有一个叫凯尔顿医生的人也在场。”
“你是什么时候回去睡觉的？”
“大约11点。会后，和另外几位先生分手后，我和我的委托人在他的房间里谈了一阵。”
“那么那天晚上，会谈以后你又看见肯特先生了吗？”
“我在14日清晨看见了他。”
“什么时间？”
“早晨3点整。”
“你在哪儿看见他的？你能否在公诉方的第一号物证，在这张地图上，指出确切地点呢？”
邓肯指示着那张图表上的一点。
“在这张图上，你的卧室在什么地方？”
邓肯指示着。
“从你的卧室你可以清楚地看见被告吗？”
“是的，先生。”
“你第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
“一个影子掠过我的面部，把我惊醒了。我醒过来，看到一个人正从走廊通过。我跳了起来，看表是几点，并走到窗口。我看见被告彼得·肯特，只穿着一件睡袍，正从天井走过。他手里拿着一把刀。他向一张咖啡桌走过去，停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天井，在另一侧的那道门后消失了。”
“你说‘另一侧的那道门’是天井北侧的门吗？”
“是的。”
“那张咖啡桌大约在什么地方？”
邓肯在那张地图上用一支颜色笔画了一个标记。
“你说你当时看表了？”
“是的。”
“那是几点？”
“3点。”
“你打开灯看表了吗？”
“没有。那表是夜光的，我能看到指针的位置。”
“你是在天井里看到那个人影之前还是之后看的表？”
“之前之后都看了。我刚在床上坐起来，就看了表，看到被告走过天井，消失在那道门后，我回到床上，又看了表。”
“当时你还做什么了？”
“我非常忧虑，穿上一件浴袍，打开通走廊的门，往走廊左右看了看，一个人也没看见，之后我决定，由于我是在一个怀有敌意的人家中，我还是别管闲事。于是我回到床上，终于睡了。”
“我认为，如果法庭同意的话，”梅森说，“我们有权从证人的回答中勾掉他在一个怀有敌意的人家中那一事实。那是证人做出的一个结论，那一回答与他的动机有关，却与事实无关，这是应该加以反对的。”
“可以将它勾掉。”马克汉姆法官裁决。
布莱恩向佩里·梅森转过身去说：“你可以提问了，梅森先生。也许你会想问他，他为什么回去睡觉了。”
马克汉姆法官冲布莱恩皱皱眉说：“够了，布莱恩先生。”
“是的，”梅森从容自在地说，“我一定会问他那个的。邓肯先生，在见到一番如此惊人的景象后，你怎么能回到床上睡觉呢？”
邓肯故作姿态地向前倾着身，“因为我累了，”他说，“那整个晚上，我一直在听你讲话。”
审判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法警重重地锤击着他的小木槌。马克汉姆法官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