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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只见过个把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慧，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慧，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启功有时发脾气，她却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忍受。
刚结婚，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常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端壶倒水侍候大家，从不插言。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后来又搬到小乘巷，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吉吉就是他的侄子和侄媳妇。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需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都是一面官司，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惟一法子了。
1956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照顾十分周到，启功对她十分感激。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回家来，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又干什么来着？”
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也不屈，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只有一点启功想不通：“‘右派’就‘右派’吧，干吗还要加分子！”妻子见他那抱头痛苦的样子，就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烦恼皆因多开口”，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最困难的时妻子给以他暖流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的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文革”开始后，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地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连一张也没丢。
老伴去世后，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老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
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这样的好老伴，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启功对老伴的感情是极深厚的，如果说启功尘缘未了，那么这绳子一头便牵系在夫人身上，使启功日夜萦怀，寐寤思之。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相濡以沫，共历坎坷数十年，正当启功要“得劲儿”时，夫人却忽然撒手而去，启功悲伤至极。启功还有了“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之想。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那种愧疚，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右派运动时的劫难（1）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不料，1957年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作了一场恶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接踵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当初，他的确不知道，这档案子的由来。后来，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
当时，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事，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任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画院，任院长，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但启功想：“我是师大的人，主业是教书，再说，校长陈垣是他的知己，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转去搞画院呢？”就对叶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还是陈垣说了话：“这样吧，师大这边不要离开，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权当帮忙！”老师的话，启功只得服从。
到了画院，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到了“反右”运动时，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说他是叶恭绰的“狗头军师”。
其实，启功在画院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