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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执法的结果。此所谓“人治”也。远古民众之所以极其推崇王道圣贤，深层原因便在于这种人治现实。
春秋之世，庶民涌动风习大变，民求知法成为新潮。一些力图顺天应人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向民众公布法律的尝试。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依当时纪年是周景王九年，郑国“执政”（大体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子产首开先河，将郑国法令编成《刑书》，铸刻在大鼎之上，立于都城广场，以为郑国“常法”。其时天下呼之为“铸刑书”。其后三十余年，郑国又出了一个赫赫大名的掌法大夫，叫做邓析。此人与时俱进，对子产公布的法律做了若干修改，刻成大量简册在郑国发放，气势虽不如堂皇大鼎，实效无疑却是快捷了许多。其时天下呼之为“竹刑”。紧接着，最大的诸侯晋国的执政大臣赵鞅，将晋国掌法大夫范宣子整理的《刑书》，全文铸在了一口远远大于郑国刑鼎的大鼎上，立于广场公诸于世，天下呼为“铸刑鼎”，是春秋之世公布法令的最大事件。
进入战国，在法家大力倡导与实践之下，公布法律已经成为天下共识。魏国变法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高潮，非但李悝的《法经》刻简传世，魏国新法更是被国府着意广为传播，以吸引民众迁徙入魏。其后接踵而起的各国变法，无一不是以“明法”为第一要务，法令非但公然颁布，而且要竭尽所能的使民知法，从而保障新法畅行。也就是说，战国之世不断涌现的变法浪潮，事实上正逐渐摆脱久远的人治传统，正逐渐地靠近法治国家。
虽则如此，然由于传播手段、路径阻塞等等诸般限制，要确保法令在辗转传抄流播之后仍能一如原文，实在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就实说，法令在民间传播中出现讹误并不打紧，毕竟，民众对法令既无解释权又无执行权。这里的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本若出现错讹，无论是官吏不意出错、疏忽忘记还是意曲解，对民以错纠错，以讹传讹，便难保不生出种种弊端，导致执法混乱，法令之效必然大打折扣！正因了这种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弊端，各国变法中的“明法”便成为最繁难琐细政务。见诸变法实践，各国变法为精准法令想出的办法很多，但都没有制度化，时间一长，好办法也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譬如，当时几个大国都沿袭了古老的“谤木”之法以为明法手段：在大道两边每隔一二里树立一根平面刨光的大木，路人若有法令疑难，或遭恶吏错告法令，都何在大木上或刻或写的做质询做举发，此谓古老的“诽谤”制；吏员定期抄录谤木上的诽谤文字，供官府逐一处置。然则，谤木过于依赖官吏的公正贤明，又无制度法令具体规定其操作细节，加之战事频仍耕耘苦累庶民识字者极少等等原因，谤木实际上成了流弊百出而仅仅显示官府明法的象征性物事而已。传之后世，这种谤木越立越高，越立越堂皇，以致成了玉石雕琢的“华表”，历史之万花筒当真令人啼笑皆非！
只有秦国变法，只有商鞅，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商鞅以细致缜密的制度，着重解决了明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的难题：其一，确保法令源头文本之精准，足以永为校准之范本；其二，各级官署设置专职法官与法吏，并得修建专门藏室，保管核定校准后的法令文本；其三，严厉制裁导致法令文本错讹的法官法吏。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实追随者以“商君之文”的名义记载在《商君书》中，堪称中国古代惟一的《法令文本法》。
且让我们来欣赏一番这两千多年前的令人惊叹的法令文本制度！
其一，设置法官与法吏。中央设三法官三法吏：王室一法官一法吏，丞相府一法官一法吏，御史府一法官一法吏；郡署一法官一法吏，县署一法官一法吏。各级法官法吏只听命于王室法官一人，而不受所在官署之管辖，完全是后世说的“垂直领导”！法官法吏有三大职责：保管法令、核对法令、向行政官吏与民众告知并解释法令。
其二，设置专门保存法令文本的“禁室”。无论是王宫禁室，还是中央官署与郡县官署的禁室，都由该官署之法官管辖，其他任何官吏不得干预；禁室必须安装秘密机关式的“铤钥”，放入法令的箱匣必须贴上盖有王室或官署印鉴的封条；除了制度规定的例行校核，或大臣奉诏查对法律，任何时候任何人不得私入私开！
其三，每年一次法令校准。每年立秋，各级法官开启禁室，校准该辖区所有官署的法令抄件；各级法官禁室的法令副本，也要与王室法官禁室保存的法令正本校准一次。
其四，明确无误的文本查询制度。法官法吏须每日当值，接受行政官吏或庶民对法令文本的查询。无论是行政官吏对自己的法令抄件发生疑问，还是庶民百姓或涉法或因事需要查证法令的准确条文，法官法吏均应如实回答。每件查询均有严格备案：查询人须先行领取一支一尺六寸长的“法符”（木片或竹片，中线有预先刻好的花纹或记号，从中剖开，左片为左券，右片为右券），而后提出查询法令之名目，法官或法吏当场做答；旁边书吏将年月日时、所查法令名目以及法官之回答，同时写在法符之左右两券；经双方认可，将法符剖开，查询者执左券以为凭据，法官执右券以为凭据；法官右券必须专门装匣，用官印封存，即使身死之后，国府仍以符券之准确与否考核法官功过！
其五，法令文本但有错讹，对责任法官严厉治罪。处罚方式如下：
？？法官擅入禁室启封，对法令文本“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法官当精熟法令，若忘记法令条文而影响执法，则以其所忘记的条文处罚该法官！
吏民查询法令，若法官法吏不肯告诉，导致吏民因不知法而犯罪，则以吏民所查询之法令条文治法官之罪！
对于以上制度，商鞅明确陈述了立法理由：“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民不尽知，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置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置法官法吏以导民知，万民皆知所避就，故能自治也！”这里的核心便是，一切制度都是为了使民众知法！法官法吏的最大职责，便是将法令明白准确地告知民众！
令吕不韦惊讶得是，彻查官文简册，在商鞅领政变法的二十余年中竟没有查出一件遗留未决的政事，更没有一件讼案呼冤书！足见商君之世，秦国新法实在是得到了雷厉风行地彻底推行，法令文本之精准，也如同巍然矗立国府的度量衡校准器一般准确无误！
然则，制度如此缜密，处罚如此严厉，商鞅之后近百年过去，秦国的法令文本还是渐渐地有了错讹，至今竟累积一百三十余处，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新政第一刀的纠法，吕不韦的实务操持便是三大步：第一步，全面校准秦国法令文本；第二步，依法制裁玩忽职守的法官法吏；第三步，整肃法官法吏，处罚有罪、裁汰昏聩、补充缺任，重建上下统属有效的法官法吏制度。吕不韦久经大商经营磨练，对于纷繁芜杂的多头事务历来处置有方，纠法一事虽涉及整个秦国，却部署得井然有序。
吕不韦第一次以镇秦剑的威权，任命老御史为纠法特使，配属三十六名精通法令的精干吏员与三百铁甲骑士护卫执法；从王室法官的法令文本开始校准，限期一年，了结整个秦国的纠法！其时秦国已经是天下最大的战国，国土已经达到了五个“方千里”，一个方千里是一百万平方里，五个方千里便是五百万平方里，以今日公制计，便是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战国后期的秦国，国土面积已经大体是今日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如此辽阔的国土，若不借重各方协力而要事必躬亲，新政要推开便是一事无成。吕不韦深知其理，只亲自参与监督了对京师三大法官（王室法官、丞相府法官、御史府法官）所辖禁室的法令文本的校准，便立即抽身出来部署他事。
纠法特使的车马方离咸阳，吕不韦便着手实施另一大政——纠冤赦犯。
这是真正震撼秦人的新政要害！消息传出，朝野心弦立即绷紧，了无声息之中却是人人惴惴不安。其所以如此，在于这一新政将直接触及秦国新法的根基——有刑无赦！
商鞅变法的基本主张之一便是：“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不宥过，便是不宽恕过失，有过必罚。不赦刑，便是不赦免刑罚，罪犯永远都是罪犯！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犯罪，其最低代价也是永生的罪犯身份，即或应得处罚已经承受，服刑已经期满，罪犯之身份依旧永远不变！正在承受的刑罚决不会更改，犯人决不会赦免，已经受过的处罚也永远不会纠正平反！这是商鞅重刑主张的立足点之一，也素来是秦国执法的基本制度，行之百年，早已经深入人心。吕不韦要纠冤赦犯，却是谈何容易！
举朝大臣之中，最感不安的是铁面老廷尉。
吕不韦专程登门时，廷尉府的书房没有点灯，也没有薰香，黑糊糊的房中蚊蝇嗡嗡，一个苍老的身影动也不动地戳在大案前，朦胧月光之下一段枯木也似。吕不韦敲敲门框，苍老的枯木没有动静。吕不韦咳嗽两声，苍老的枯木还是没有动静。
“沧海跋涉三十年，些许风浪畏惧若此乎！”吕不韦不乏激励。
“风浪无所惧，所惧者，大河改道也！”苍老枯木淡淡一叹。
“水势使然，当改则改，何惧之有！”
“人固无惧，水工能无惧乎？”
“禹有公心，虽导百川而无惧，公何惧焉！”
“禹导百川，世无成法，是故无惧也。先人修河成道，人不觉淤塞，惟一水工执意疏浚，不亦难哉！”
“如此水工，不堪水工也！”
“愿公教我。”
“庶民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