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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宪政精神，一切行为以维护宪法为最高准则。
对照记者采访“两会”的见闻，便发现这样如此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无的放失，“达标”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出席本次人代会的大半是新代表，其中不少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足无措。一些地方代表团驻团记者私下交流两会见闻，笑话大多由此而出。让人笑不出的是，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带到两会上的提案和议案，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毛寿龙教授戏言：把家门口的路，报告党中央。
2003年3月5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全国政协委员蔡玲呼吁解决再就业不能牺牲农民工利益，反对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地方就业政策，排斥农民工，把腾出的就业岗位‘送给’当地下岗工人。”
一个只是尽了政协委员本分的提议，受到了各个层面的好评。原因之一是，她的立场是公众利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据称，并非所有的两会代表和委员，都有这样的持平之论。极少数代表的提案和议案，还透露出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倾向。这里的“私有”，倒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很多是狭隘的部门私益，地方私益，阶层私益。本次人代会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集团，其代表在各阶层代表中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如果每个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都为本阶层立言，那么，大多数人的利益由谁保证？
有学者说，即使依照西方的概念，为狭隘的私益立言的披着“现代”外衣的另类，只能勉强算“政客”，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观察家认为，一些代表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不是有意为之。他们不自觉地走到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宪政精神的缺乏。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4）
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
尹明善对政治家这样的字眼，是回避的。去年春天，这位65岁的力帆集团董事长入主重庆市工商联，半年后以私营企业主的名义出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7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尹对我说，“我不能自封政治家，别人为党工作了十几年，我只工作了一年左右。”
研究者以为，尹避讳政治家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观察未来中国中国政治趋向，他这样的私营企业主完全有可能朝着政治家方向发展，尽管尹本人未必会成为政治家。
杜刚建说，这是好事，是酝酿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局势的良好开端。
同样觉得是好事的，还有茅于轼。他对我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中国当下的政治家太少了。
如何改变政治家少的局面？毛寿龙说，首先要改变现有的封闭的政治体系，将平民政治家们的政治细胞，以建设性的方式激发出来。千万个平民政治家一起涌现的局面，有可能铸就1个精英政治家诞生的摇篮。
但，打破一个封闭的体系，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没有竞争性。2003年北京市两会期间，选民要见自己的人大代表竟被警方作为上访者遭到关押。试想，一个竞争性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官员、著名人大与议会制度研究专家蔡定剑，也认同这样的判断。“就目前的状态而言，中国没有多少政治家，公务员不能算是政治家，甚至于一些副部长也不是政治家”他说，“真正的政治家是竞争中产生的，现在的政治家还带有浓郁的官僚色彩。”但他对未来很乐观，他觉得竞争机制赖以存在的民主开放的制度环境，已露端倪。两会期间，蔡忙于修改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该书已是第五版。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大制度逐渐得到尊重的一个投影，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中国产生更多政治家的可能。
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杜刚健看重的是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他说，当前，急于让各级人大代表都成为西方式的政治家，不可能。让政治家都通过民选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不可能。可能的是，在执政党内部推行民主的竞选机制，经由党内民主选举产生更多的政治家。他相信：这是中国出现更多政治家的第一步。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1）
社会生活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还是25年前就在起作用的那股由政治精英叠合而成的力量吗？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经验中，为这个问题找出否定的答案。我们说，邓公发起的改革开放硕果累累，我看重的那一枚，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出现的多元力量的成长。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他们是否能像政治学者那样用集团来形容，且不去管它。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多元力量的成长，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为了说明这在发生的变化，我先从一个编号121的中央机关的文件破题。121文件78天内的风云变幻，改变了传统社会中逢中央政府政策文件，必先论证其正确性的思维习惯。我们注意到，像房地产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享有金钱世界的资源支配权，其影响公共选择的力量正越来越大。
稍稍观察一下地产商发挥力量的细节，我们便会发现，部分追随财富阶层的媒体世界，正在放大支配世界的话语权。2003年度的中国部分媒体的表现，业已展示其作为一股力量的存在。尽管他们一时还看不清，它们到底是在进步中摇摆，还是在摇摆中进步。
末了，我还想剑走偏锋，探视2003年中叶的吴仁宝，年逾古稀的吴走下“中国最大的乡村政坛”的刹那，我们隐约发现，苏南地区漂逝已久的士绅阶层在悄然复兴。
新富阶层影响中央决策？
50年过去了，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一个特殊利益阶层能够针对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阶层利益的文件，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使得“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市场化色彩相对浓厚的媒体不仅为持反对意见的阶层代表提供舆论阵地，还能为他们提供讨论批评红头文件的平台；反对派的意见和舆论干预的合力竟然最终影响了一份红头文件的走向。且不论反对者的理由是否充分，也不论红头文件本身是否有缺陷，这样的现象本身已足够我们激动。121文件就像一块试金石，它不仅测出了中国新富阶层影响社会舆论干预政府决策的能力，还测出了一个渐趋开放社会对反对意见的宽容。
2003年8月31日，SOHU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新华社发布“18号令”消息之前的一天晚上，提前拿到了18号令，他很开心地将其转发给了自己的朋友。“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78天前，央行“121号文件”发布，那时候的潘石屹“很震惊，有些发蒙”。
前后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
“121号文件”是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的别称，源自该通知的编号“银发（2003）121号”。被誉为十年未有之铁律的“121号文件”规定：对手续不全、自有资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使用银行贷款垫资；主体封顶才能发放按揭贷款；提高投资性购房人的贷款条件。几项规定让中国的房地产商如坐针毡，认为“121文件”是对地产界的“整肃令”，形容为“地产界的严冬到来”。
“18号令”是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别称，源自“国发（2003）18号”的文件编号，虽然发布时间是8月12日，但新华社发布消息的日子却是9月1日。“18号令”宣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中国房地产业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国务院的文件第一次对这个行业作出这样的肯定。一些业界资深人士认为，国务院18号令的出台，可被视为比央行121文件对房地产市场现状更为权威的解释。香港媒体也对18号令作出了“国务院通知挺房地产业发展”的解读。
有媒体称，18号令的发布对房地产商而言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利好消息。78天内，一会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一会是五部委联合督察组掀起的对新圈地运动的“围剿”，房地产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自121号文件颁布之日起一直处于风云激荡忐忑不安状态的房地产商们，现在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因为房贷政策坚冰解冻了。
此间观察家认为，“18号令”是官方针对房地产商对121文件的批评作出了积极的正面回应。凤凰卫视9月1日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央已经得悉121号文件在社会、尤其是地产及银行界引起负面情绪，但要央行撤回政策或再公布放松性的文件是不可能的事，惟有由国务院出面，发放正面信息，表明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以抵销121号文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重振业界信心。
从冬天来临到坚冰解冻，从坊间所谓的“倒厦运动”到国务院发布的“挺厦通知”，房地产商在集体无意识中发动的“保厦运动”功不可没。
我认为，细细考察房地产商在这78天的努力过程，以及努力的结果，将有助于我们认知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且有益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思考新形势下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2）
反对派是一个阶层
2003年8月16日，我造访北京阜成门外的国宾酒店。一场由房地产商赞助的银行家和地产商的对话，围绕“121号文件”在此举行。据悉，冠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