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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长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经验。就在毕业前夕，我突然发现了他的欺骗和背叛。在震惊与恐惧之中，我决定和他分手，却没有分手成。他的父母来到学校恳请我原谅他。我哭着给父母写信，不知该怎样做好。我的父母来信也说应该原谅他，因为一个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还不到二十三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我同时为自己不再是处女感到恐惧。我原谅了他。
这个痛苦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 “男女平等”这个信条。那个时候，1981到19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都在大谈理想的幻灭。与我生活和经历相关的幻灭却是极为具体的：男女不一样。一个女孩子结婚前要是处女，而一个男孩子却没有多大关系。我站在恐惧与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学毕业5个月，就结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从此我的生活如同千万个中国城市女性一样，不但要天天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我身边的每个女性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这种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负。那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重负。在办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样，没有人因为我是女人而原谅我工作失职。在家里我要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并非不帮忙。可是他只是帮忙的，主责天然是我的。每天从孩子一睁眼，到孩子睡觉，我忙得根本没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骑车先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个人大声地冲我喊，“你脸上怎么了？”我停下车，摸摸自己的脸，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脸油放在脸上但是没顾得抹在脸上。
我很想继续上学，去读研究生。可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我的善良的婆母对我说，“你干吗要读书呢？你能读出什么来呢？你有丈夫儿子，你丈夫读书不就很好了吗？”婆母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因为丈夫很会读书。大学毕业的时候，由于那件背叛之事在当时的社会学校环境中被认为是道德问题，他被留校、留团察看，后来回湖北的一个师专工作。我们结婚三年后，他来北京在《诗刊》借调上班。他是诗人，读书是他的天职。我是女人，虽然我也一样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天职”是作妻子和母亲。为了给他时间和空间看书写作，多少个周日的下午，我带着孩子去景山公园里的儿童游戏场。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来了，他就会嘟嘟囔囔，抱怨我们谈话没有水平，浪费时间。我后来干脆不邀任何女伴来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会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诗人童蔚约好下午见面。他整个上午就不高兴，在我出门前跟我大吵一架，结果我就没去成。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无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场。
那个时代，报纸上也时时刻刻在宣传男人为四化做贡献，女人为男人的成功做贡献，当好贤内助。记得有个电影叫《乡恋》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电影中只说一句话。她对她的丈夫说，“我随你。”报纸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我还想上学（1）
可是，我还想上学。1987年冬天，我没有让单位知道，偷偷地报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考试是过完春节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请了他的全家来北京过春节。理由是我们刚刚有了一间房子，他的父母还从来没来过北京。我请求他说，“能不能明年再请你的家人来，今年我要复习功课。”他没把我要考试的事情当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与我们三口人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过年。我哪里有可能看书？更糟糕的是我又怀孕了。我担心如果告诉单位，单位会因为我破坏了计划生育指标而生气，所以我一个人骑车去宣武医院做了人流产，又一个人骑车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没有向单位请假。丈夫没有送我，也没有接我。对他来说，看书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考不上。”
我们那时住在北京琉璃厂旁边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对工人夫妇。妻子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她给我很多指点。搬来不久，听到他们吵架。听到妻子在楼道里尖叫着乱跑。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满面，血滴答着，溅在她的鞋袜上。那个丈夫跳着脚地又打又骂，骂自己的老婆是“二婚头。”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结婚。我忍不住抗议，“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结婚，凭哪条骂她？”他却自得地说，“男人结多少次婚都没有关系，女人让人破了身，还有谁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错了。”
现实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我写的东西常常被丈夫讥笑。一次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他看了后，嘲笑我说，“写得比卡夫卡差远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梦想都磨灭了。暴力居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深深耻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泽东的像章，不经我同意就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我不高兴，从那个留学生的中国女朋友家出来，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这种暴力，居然成为我生活的经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国汉学家艾华来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饭店。我对艾华和她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汉学家。那时丈夫已去了英国，就介绍艾华来找我。
艾华来了，她说她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的家那时在西单大街路北的白庙胡同，离民族饭店很近，所以艾华天天都过来，我们就整日地聊来谈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华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欢收集报亭里的各种杂志，特别是那些俗里俗气的带女性封面的杂志。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问，“这些难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吗？”艾华点头，解释说她正在写一本书，关于中国的性别构建，特别是解放后的性别构建过程。我听了，不知道艾华在说些什么，只是点头，表示尊重。我那时以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杂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艾华跟我谈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华比我年长几岁，没有结婚，和一个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努力创造第二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西方的女学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观察她，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对她没结婚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因为那时我已经从报纸杂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结婚的。我的几个美国来的英文老师也都没有结婚，所以我误以为西方人不结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华谈及婚姻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艾华大笑， 纠正我说，“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女性也是以结婚为主的。大多数女性还是选择结婚的。”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艾华听了我的问题，变得严肃起来，说，“任何男女在一起都会构成一个权力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不会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选择不结婚。”
我听了，愣在那里了，“权力关系？男女在一起一定会有权力关系吗？”我不明白。“当然。其实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权力关系，比如家长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构成权力关系。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几乎无处不在。”
艾华的几句话震动了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夫妻或男女的关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艾华走后，那晚，我一个人久久地沉浸在艾华的话引起的震动之中，我觉得艾华说得那么对，可我怎么从来就没想过呢？我那时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里作编辑，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把我一生感觉到的东西，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说得这么清楚。
艾华第二天来了。我们继续聊天，我穷追不舍，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想法是哪里来的？”艾华谈到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还说到福柯。对女权主义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张京媛编选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两本书我都有，也读了，可是没有读懂。前者翻译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从英文的一个选集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后者是张京媛自己编选的理论文章，有的翻译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莱娜·西苏的文章《美杜莎的笑声》，我读过很多遍，明白她号召女性拿起笔来写作，可是，她的诗意的语言，破碎的句子，还是让我如坠漫天大雾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她把女性的身体说成是黑色的大陆等等，也让我觉得神秘而不可解说。因为我已经从好几位中国女诗人的作品中看到黑色的大陆之类的比喻女性身体的东西。而我觉得如果女性的身体和精神是黑色的大陆，这种自我强调的与男性不同反而进一步把女性神秘化。我对神秘化女性，不太以为然。
1992年前，中国大概只出版过这样两本女性主义的书。我读过，却没有读懂。我那时遇到不明白的理论，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