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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
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
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
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
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
的寿命是不能长久的。时间检验了这篇五千字上下的小作品，使它得以流传
到现在。过去的一些争论，一些责难，现在好像也不存在了。
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忍受重大灾难，蒙受
重大损失。他们的事迹，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辉煌的反映，流传后世。《荷
花淀》所反映的，只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关于白洋淀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
后来者应该居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草成
周立波
（1908—1979）
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中共党员。上海劳动大学肄业。一九三四年
参加左联。曾任八路军华北前线战地记者、翻译。一九三九年赴延安，任鲁
艺教师。《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部副部长，八路军三五九旅司令部秘书，《中
原日报》副社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翻译，中共松江省委宣传部
宣传处处长，沈阳鲁艺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历任湖南省文联主席，
中国作协湖南分会主席，中国文联一至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
全国人大一至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一九三四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艺奖三等奖）、《山
乡巨变》，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及《周立波选集》（一至七卷）。
译有《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作品。
走向黑土地——《暴风骤雨》诞生记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到东北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号召干部下乡，领导
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我知道农民跟地主的矛盾和斗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主要的矛盾和斗争之一，土地改革是决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由
于这种认识，加上革命的责任感，我积极地要求下乡。当时我只恩到要全身
地投入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想到很多个人的创作问题。
为了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必须在生活和感情上和农民群众完全打
成一片。我们要和他们一块居住，一起工作。在北满的屯子里，我们曾有几
个月，一天三顿都吃苞米■子和咸菜。那时候，如果自己生活稍为好一些，
就会脱离群众。东北农民经过日寇十四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活非常苦。
许多人吃野菜，吃橡子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农民开初不了解
我们，只能从感性知识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判断我们的心意，看到
我们生活简朴，甚至于比他们还吃得差一些，他们就知道我们没有私心，真
正是来谋大伙的利益的。当时，我们在乡下连皮鞋都不穿。因为伪满警察都
穿皮鞋，我们怕老百姓看见皮鞋，容易联想到迫害他们的伪满警察，我们这
样地约束自己，使得农民不但能很快地理解我们，和我们接近，并且非常关
心和爱护我们。在晚上，我们出去小便，也常有带枪的农民跟着保卫我们。
因为我们跟农民这样的亲近，他们就愿意和我们谈苦难的经历和心里的秘
密；谈生产的知识和社会的情况；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斗争压迫和剥削他们的
汉奸、恶霸和地主了。有些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和我们感情非
常好，一位打胡子（土匪特务）的英雄跑腿子（单身汉）花玉容，在一九四
六年患病不救，临死时还记得我，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和其他战友的友谊。
在实际斗争中和创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为要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斗争，
自己就首先要热爱他们，熟悉他们，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我参加了松江省尚志县一个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约六个月；此外，还到
了其他的地区，目击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整个过程。回到哈尔滨时，我
就想借着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来领导人民
反帝、反封建的雄伟而艰苦的斗争，和当代农民的苦乐与悲哀，以教育和鼓
舞广大的革命群众。于是，我花了三个月功夫，写了《暴风骤雨》的上部；
后来又花了六个月时间，写成下部。
参加土地改革的期间，因为常常看报纸，读文件，参加会议，我对于整
个东北的土地改革，颇为熟悉。对同类事件知道得多，塑造人物、构思情节
都相当方便。我在《暴风骤雨》里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有真人真事做
模特儿的。如农工联合会主任赵玉林的牺牲，和他的老婆的哭吊，以及全村
农民的悲痛和追悼等情景，都是有事实的根据的。有个新干部叫温凤山，是
个共产党员，被地主打死了，这事很感动了我们。我就把他写进了小说。因
为描写一个革命干部的壮烈牺牲，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民的觉悟和追怀，正
可以教育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叫他们向英勇的革命先烈学习。
作家是不能关在房子里凭着空想来写东西的，要是那样，就会常常闹出
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笑话。比如我写上部草稿时，写到小王同志六月间在路旁
打野鸡，我发生了怀疑：七月里是不是有野鸡可打呢？为了调查这点和其他
许多我所描写的不能确定是否真实的细节，我又下乡去。到了乡下，我才知
道，野鸡在夏天都呆在山里，不大飞到路边来，只有在冬天，在雪封山野的
时候，才常常飞到路边来找东西吃。于是我就把打野鸡改成了打跳猫（兔子）。
在这次下乡中，我还发现了其他许多宝贵的新材料，帮助我把原稿里一些不
真实，不合理的细节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
除了写自己直接在农村里耳闻目睹的东西以外，还可以从报刊和其他地
方收集一些次要的间接材料来作为辅助材料。记得当时《东北日报》的土地
改革新闻和上级党委编的许多关于土地改革的小册子，都对我很有帮助。我
写“打胡子”的场面，一部分是根据老百姓讲的；我虽没有打过胡子，但抓
过胡子，审讯过土匪，又在革命军队里呆过，知道一点打仗的情景。利用这
些间接的材料，加上自己对于部队作战的知识，我就写了“打胡子”的场面。
听取别人的详述，吸取他们的经验，加以正确的分析和推想，再渗进自己的
经验，间接材料是可以变为直接材料的。但用间接材料必须注意，除了详细
调查之外，还得运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知识和发达的想像能力，对人物和事件
加以细密的推想。
《暴风骤雨》还有一些缺点，比如有些地方，故事的集中性不够，人物
的典型性不够，不能大胆删略许多和主题无关的细节，因而削弱了艺术的魅
力。我开初总觉得土地改革过程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遗漏，其实这是不能做
到的。想把一个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到一篇小说里，结果是没
有一样事情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想把你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写进一本书
里，结果是没有一个人会写得活灵活现。作家要刻划一个人物，必须要把很
多同一类型的人物的特性，加以仔细的观察和研究，然后集中写成一个典型，
像曹雪芹的写林黛玉，施耐庵的写鲁智深，鲁迅的写阿Q 一样。
最后，我想谈谈语言的问题。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写农民对话
而不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一定不像。农民的语言特点是形象化，生动简练。
这是从他们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里头提炼出来的。他们的话，真是虎
虎有生气。举几个例子，做个比较吧：
知识分子腔：“看那人光在家里陪着妻子。”
农民说：“那家伙老是守着娘娘庙。”
比如说，家里穷的没有饭吃，农民说：“锅盖总是长在锅沿上。”家里
没有地，他们就说：“我家开门就是人家的地方。”从这几个例子，就可以
看出农民的语言和长久的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语言相比，在某些方面，尤
其是在语汇方面，是好得多的。
《暴风骤雨》创作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这部小说，能够得到以伟大的
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奖金，我衷心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我国人民的现实生
活是无比丰富的。英雄的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
确领导下，经历了无数翻天覆地的斗争。我以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艺战士，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之下，反映了这无比丰富的现实斗争生
活的一个小角落，其所得的光荣是要归功于伟大的、战斗着的人民，以及领
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英明的党和毛主席的。今后，在党的领导之下，我
要更加奋发和努力，希望能够用文艺的武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世界人民
的解放，更好地服务。
姚雪垠
（1910——）
河南邓县人。中共党员。抗战期间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
创作研究部副部长，东北大学副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大夏大学教授、
文学院代理院长、副教务长，河南省、湖北省专业创作员，湖北省文联主席，
作协湖北分会名誉主席。是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中国文联第
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
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长夜》、《李自成》（一至三卷，
其中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
青年早期的“滥觞”——《李自成》诞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