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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摧毁呵！
《保卫延安》的遭遇说明：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因为一时的政治需要，
而任意修改历史，从而株连反映有关历史的作品和作家。作家应当对什么负
责？他只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负责；对
共产主义理想负责。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常识吗？可是，“四人帮”之流，把
普通常识竟搞得如此混乱不堪，使人哭笑不得。
纵览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一段历史，使人不能不这样想：是的，有人要
怎样乱干就怎样乱干，要怎么胡说就怎么胡说，但是，这样干，这样说，把
中国人民置于何地？须知，一切胡作非为的惨痛后果，全都落到人民群众的
头上——缺吃的，是他们；少穿的，是他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遭受精神
摧残的，都是他们呵！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十多年来，我们看到林彪、“四人帮”从头至尾的一场大表演。虽然我
遭受了迫害，但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经见丰富得多了，头脑清醒多了。我
还活着，还在执笔为文，然而许多贡献很大、被人民所珍视的作家，却满怀
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党中央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正带领我们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我们老老少少，都应该奋发起来，
努力向前！
我始终忘不了彭德怀将军在战争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没有什
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照我的理解，这个“本”，就
是革命事业，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的，如果忘了这个本，
我们活到世界上于什么？如果忘了这个本，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与人民何
益、与粪土何异？
是的，我们被折磨得内外是伤，但依然昂首挺立，而且满怀着激情和热
爱，注视着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注视着这块用我们的血汗和眼泪浸透过的
土地，注视着这英勇顽强而多灾多难的人民呵！
这本书，一九五四年夏季出版，那是小三十二开的竖排本。印数较多。
这是第一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删去数千字，
增添了两三万字，这是大三十二开的竖排本，算是第二个本子。到了一九五
八年，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把这本子作了一些修改，以大三十二开的横排本出
版，这算是第三个本子。最后这个本子，比起前儿个本子，充实得多了。可
惜，出版不久即被“烧毁”，因此看到过这个本子的读者比较少。
现在出的这是第四个本子。出版前，我虽然以一九五八年第三个本子为
基础作了校订，但是按照许多读者的意见，基本上没有动，为的是让没有阅
读过此书的读者看一看，被“四人帮”泼了那么多污水的书，到底是什么样
子。
当初，这本书从看初稿、定稿、审查、出版，全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文化部负责的。总政文化部费了很多精力，设法把我从新疆的工作岗位上
借调出来，因而，从一九五三年春到五四年春，我有整整一年时间住在北京，
这使我能集中全力，对作品反复推敲修改。总之，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
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和读者见面。《解放军文艺》在此书尚未出版时，就在一
九五四年一、二月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那种对我国文
学事业的热情关怀和扶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战争中，我在部队上得到锻
炼，写作中又得到部队领导机关的帮助。时至今日，如果说我还能作一点工
作的话，那完全是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培养的结果呵！而且不管怎样折
腾，总是活下来，总是不让那些祸国殃民的恶魔把自己的信念摧毁，那力量
也是从这儿来的。
在这第四个本子印行的时候，我把冯雪峰同志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
的第十四、十五两期发表的《论》*（发表时的题名为：《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的深切
悼念。他当初写评论时，看的是一九五四年的第一版。后来出的版本，变动
较大，如对彭德怀将军的描写，就增添了数千字，比他当初看到的那个本子，
可以说，有一定的提高。他如果健在，在有些具体讲法上，也一定会根据新
的情况，有所补充。但是，总的说，他的文章，高屋建瓴，很有气魄，他的
论断是独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的，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激动和敬佩。一九
五三年底，总政文化部已经把稿子完全定下来，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
一，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文艺理
论家冯雪峰同志，兼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看到这部作品的打字稿。
他和我素不相识，只是阅读中发现此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约我谈过数
次，爽直，精辟而恳切地指出这部作品的长处与不足。那关怀与爱护的情景，
至今犹历历在目。他看过打字稿，看过清样，书印出来又反复读了。他为我
国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而兴奋得夜不能眠。想想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
长征的老战士，有着光辉革命阅历的文艺理论家，对我们的文学事业关怀和
热爱，再看看近二十年来他和许多同志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保卫延安》的
遭遇，使人心里充满了无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如今，这位忠诚、倔强而耿
直的老前辈，与世长辞了，我的悲痛是无法表达的！然而，为我们的文学事
业呕心沥血的人，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他们的英名和业绩是
永存的。
前行者，一个个倒下了，放下了他们的工作担子。我们活着的人，不管
怎样渺小，还是要挑起这担子，奋然前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四个现代化，
在向我们召唤。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用血汗和生命来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草于西安
一九七九年元月底修改于北京
李英儒
（1913—1989）
笔名黎莺、李家侨。河北清苑人。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初在保定中学就
读。一九三七年参加晋察冀边区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八路军，做编辑、
记者的工作，曾任步兵团长。一九四二年在保定做中共党的地下工作。一九
四六年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联络部第一处处长。一九五三年后，历任总政文
化部创作组组长，八一电影制片厂顾问，《八一电影》主编。是第四届中国
作协理事，中国书协会员，文化部电影委员会委员。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魂断秦城》。
原野里抓了一把土——《野火春风斗古城》诞生记
抗日战争时期，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抱着光荣感与责
任感来接受党的委托。打入内线之前，他们怀有“肩担真理、怀抱革命”的
凌云壮志；到敌占区后，抱着“虽处敌特监视下，更在群众保卫中”的开朗
态度。他们生活作风上具有“宫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跟敌
人作斗争的时候，充满了“手中无寸铁，腹内有雄兵”的英雄气概。而且，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
己的一切。对于这些忠心耿耿埋头为党工作、创造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可歌
可泣事迹的同志们，任你有多好的歌喉、多饱的笔墨也是唱不尽写不完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小说，就是从上述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
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的。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起来，犹如从
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
按说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也更理
想，但是拿我这本小说与实际生活作一比较，则前者赶不上后者的万一。想
到这一点，我心里颇感不安。是不是本人没有一点实际斗争生活？不！从抗
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曾有些对敌伪斗争的经历；从内线转到外线，围绕着
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也搞了几年工作。那么，为什么小说写的质量不高呢？
我觉得是受了艺术修养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看起来，政
治水平、斗争实践、艺术修养对文艺创作这一行是缺一不可的。
这本小说动笔之前，在主题思想上并不太明确；动笔之后，也没注意结
构上的调整与安排。由于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总念念不忘地想把内线斗
争的人物和事件逐次地记录下来。后来想到党的内线工作是一条隐蔽的战
线，在这条战线上，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与其他的战线一样，我们发展与壮
大了自己，打击或消灭了敌人，这才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利。
于是，我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
高，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党的
春风化雨，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被敌人蹂躏的中国
大地，终于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杨晓冬，是个中级领导干部。原想赋与他高尚的革命
品质，创造性的工作才能，和乐观开朗、热情洋溢、谈笑风生的领导形象来
描写。后来又没有从这方面多着墨，反而在某些生活方面把杨晓冬处理得严
肃耿直，想叫他把洋溢于外表的东西减少，含蓄在内心的情感增强。在某些
情节上，又受了真实生活的束缚，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作艺术加工，没有
把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境界。但杨晓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能生
活在群众之中，过着艰苦朴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并和他的下级同志们同生
死、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