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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道路。即使孩子已经是社会上的人了，已经起过一些作用了，做母亲的
也还应该关心他、帮助他克服缺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他变成一个更加
完美的人。就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就尽我微薄的力量又把《青春之歌》修
改了一遍。不过因为时间的仓促，因为生活经验的不足，更因为自己政治水
平不够高，这部小说可能还存在许多缺点。
提到修改小说，不能不提到今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对《青春之
歌》初版本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俗语说：“文
章是自己的‘好’。”因为作者对自己写出的作品常常不易看出其中的症结
和毛病。这就需要批评家，尤其是广大读者的帮助。我这次修改《青春之歌》，
基本上就是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这种讨论不仅使
我对艺术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而且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不少提
高，说到这里，我深深感到文艺创作需要群众的监督、支持与帮助。也同时
感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关心孩子的不仅是他生身母亲，而且
还有干千万万不相识的人们。
《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的讨论，以及其他读者所提出的许多意见，
集中起来可以分做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
二、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问题；三、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一
二九”学生运动展示得不够宏阔有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修改本中我是
这样把它们逐条解决的：
首先，关于林道静的感情问题。林道静原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
知识分子，没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
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在她参
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
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
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在这些方面有了不少的
变动。说来，也怪有意思，林道静从农村受到锻炼回到北平后，我在修改本
中原来对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仍然改动得不大多，可是当我校看校样的时
候，看到她在小说的后面还流露出不少不够健康的感情，便觉得非常不顺眼，
觉得不能容忍，便又把这些地方做了修改。从这里看，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变
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它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作者如果不洞悉这种规律，
不掌握这种规律来创造人物，那就会歪曲人物，就会写出不真实的东西来。
其次，关于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知识分子和工农结
合虽然还没有充分的条件，但是既然已经写了林道静到了农村，既然党在那
时的华北农村又有不小的力量，并且不断地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进行着各种
斗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林道静放到这种革命洪流中去缎炼一下呢？为
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去展示一下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并
突破一下知识分子的圈子，叫读者的视野看到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地
主阶级的罪恶，从而激起更高的革命激情呢？这样一想，于是我就增写了林
道静在农村的七章。这还说不上是她和工农的结合，但是，我觉得给她这种
锻炼和考验的机会，还是有用的。这个人物经过这些生活与斗争之后，她的
面貌就不同了，作者想不提高她也不行了。
第三，经过同志们的指出，我确实也感到林道静在入党以后停滞了，发
挥的作用不大。“一二九”也写得很不充分，全书实在有些虎头蛇尾。所以
在这次的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
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因为生
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
得更丰满。）
总之，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围绕着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围绕
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来进行的。
当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还有少改动的地方。比如戴愉这个人物我
就改做由特务头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们处死他了。因为这样更合乎当时的
实际情况。
初版问世的将近两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他们关心书中的人物，
希望知道林道静是否实有其人。我愿意在这里谈一谈。林道静是真的又是假
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
子在党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
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至相同的
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所以说她是真的。为什么又说她是假的呢？因为确确实实世界上
不曾有过林道静这样一个人。她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
创造出来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
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受文艺创作的规律所决
定。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
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谈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大体上也和林道静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个
“模特儿”，再加上其他同类型人的生活凑在一起，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
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
他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
体会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这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绝不虚假。他是从
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真实的形象。在全书中我爱他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
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
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
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
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
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夜间，灯火齐明，照出一座
座新建的高大建筑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宫殿。美丽的灯光，狂欢
的人群，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
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同是一个天安门和玉带河，可是那时候，
在这里逗留的不是今天这些沉醉在胜利的狂歌欢舞中的青年；也不是列成整
齐雄健的队伍，带着欢乐而自豪的心情，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青
年。那时，聚集到这里来的却是那些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满身尘土甚至带
着斑斑的血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起来救
中国！”的青年人。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
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谁的心情不感到沉重？谁的眼睛里不满目凄
凉？。。可是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
了！要想看，只能从历史、文物，尤其从文艺作品中去寻找。可是，《青春
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是我在国庆前夕，从天安门前的
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现在，我就把当年天
安门前的情景在后记中补上几句，聊以作为我向青年同志们的负疚的一点表
示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刘绍棠
（1936——）
北京通县人。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
三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五六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十多年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
方特色，乡土题材”创作。出版了十四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
天》、《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
《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野婚》、《水边人的哀
乐故事》、《孤村》、《村妇》。五部中篇小说集：《蒲柳人家》、《瓜棚
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黄花闺女池塘》。两部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九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
《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
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蝈笼絮语》、《如是我人》、《红帽子
随笔》。选集三部，一九九五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刘绍棠文集·大
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十二卷。《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
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
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
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盂加拉、阿尔巴尼亚文。一九九
一年七月一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通县
建立刘绍棠文库，被授予、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牌。现任北京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
会委员，中国作家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