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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加入揭密行列，电视台则在黄金时段报导水门丑闻。
可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联邦法院一时无法立案起诉白宫幕僚。在此背景下，国会水门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传唤涉嫌白宫幕僚作证，深入调查水门事件真相。
可能有人会纳闷，美国国会并非法院，为何能多管闲事插手调查涉及政府官员的案件、起到类似“特别调查法庭”的重要作用呢？原来，国会听证会是美国宪政体制中权力制衡的重要机制，它与因惯例而形成的国会调查权有直接关系。美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国会拥有调查权，这一权力是从国会的立法权中引申出来的。因为只有通过详尽而彻底的调查和听证，才能使立法部门深入了解某一问题的真相，帮助国会议员更好地行使立法权。
国会进行调查和听证，一般由已有或特设的国会专门委员会主持。在国会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和大约一半左右的参议员有律师或检察官背景，都是精通法律的专家。在听证期间，国会委员会可以象法院一样发出强制性传票（subpoena duces tecum），对那些无视传票的人，委员会可以以藐视国会的罪名将其关入监狱，或提交法院处理，在听证会上撒谎的证人将会因伪证罪而遭到刑事起诉。这样，国会的调查权便成为立法部门监督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权力。20世纪50年代，众议院非美委员会曾以调查和听证为手段大肆迫害所谓共产党同谋人，尼克松本人当年就是非美委员会中最活跃的议员。
对尼克松非常不利的是，在水门事件中，国会调查与党派斗争相互搅和，大大增加它的威慑力和杀伤力。尼克松执政后，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处于多数派地位。1969年，尼克松向国会送交了40多件有关国内问题的重要提案，但只有两项得到国会通过。一气之下，他便采取拦截国会拨款的手段予以报复。（所谓拦截国会拨款，是指总统利用批准国会拨款案的机会将国会法案中自己不同意的部份予以否决，以此胁迫国会批准总统为实现行政部门意志而要求的拨款。详情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1页。）在此之前，尼克松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一事已使国会深感愤怒，拦截国会拨款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激怒了参众两院。在此背景下，1973年2月，参议院成立了民主党人占多数的水门案调查委员会，还尼克松以颜色。
面对即将开始的国会调查，尼克松和白宫幕僚们全慌了神。尼克松下令白宫律师迪安写一份水门事件备忘录，详细说明此案从早期构想、选定目标、具体实施、窃听失败一直到白宫幕僚试图掩盖真相的全部经过，让总统全面了解真相。可是，尼克松催了迪安四、五次，他楞是一字不写。尼克松以为迪安工作太忙，难以脱身，就安排他去位于郊外的总统别墅戴维营住上一段，早点把备忘录写出来。没想到，这份水门事件备忘录最终使迪安走上了“卖主求荣”的不归之路。
水门案发之时迪安年仅34岁，如此年轻就出任白宫要职，让很多人惊羡不已。迪安出身富有家庭，毕业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举止沉稳干练，开一辆德国保时捷（Porsche）高级跑车，一副自命不凡的雅痞形象。迪安前妻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参议员，靠着这个背景，再加上出类拔萃的法律素养和非同一般的钻营本领，他28岁就当上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后来又在米切尔手下干过司法部副部长助理。在一些重要人物的保举下，1970年迪安被尼克松委以白宫律师的要职。
但是，在白宫高级幕僚中迪安不属于尼克松的铁杆儿心腹，他在白宫的主要工作是在米切尔、霍尔德曼、埃立希曼、竞选班子和“管子工”之间协调工作，提供法律咨询。水门事件从早期构想、选定目标，一直到掩盖真相、教唆和指导白宫幕僚作伪证都与迪安有直接关系，对于竞选班子和“管子工”内部违法乱纪的严重问题迪安也一清二楚，心如明镜。可是，出于权势欲望和个人野心，迪安将法律置之度外，成为替各种非法行动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
然而，麦克德坦白交代后，水门案真相已浮出水面，霍尔德曼、埃立希曼和司法部长克兰典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等尼克松亲信相继辞职。由于代表司法部出庭的联邦检察官在起诉利迪等水门案犯时出工不出活儿，在参议院压力下，1973年5月，新任司法部长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任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考克斯（Archibald Cox）出任特别检察官，并赋予他独立调查水门案的极大权力。这位教授不但是著名民主党人，而且还在肯尼迪内阁中干过司法部副部长（Solicitor General），党派色彩极为明显。迪安知道，面对考克斯的调查和起诉，自己身为白宫律师，知法犯法，罪责难逃，如果要写一份水门案备忘录的话，他本人毫无疑问是贯穿全案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担心，如果以白宫律师的身份写下此文，一旦事情闹大，尼克松有可能将备忘录抛出，证明总统事先一无所知，与水门案毫无瓜葛，而沦为“替罪羊”的倒霉蛋头一个就是他迪安。
“极刑约翰”对“硬汉”利迪判刑如此之重，已使白宫幕僚人人自危。迪安深知自己涉案极深，难以自拔，但他极为精明狡猾，既不打算当“替罪羊”，也不想承担自己的那一部份责任，因为他本人毕竟只是一个出谋划策和协调行动的律师，并非拍板决策的主谋。与行伍出身、临危不惧的利迪不同，迪安是研习法律的知识精英，少年得志，一帆风顺，没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另外，迪安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物，即使蹲上几天大狱，也意味着前程全毁的灭顶之灾。这样，大难临头之时，他决定“卖主求荣”，卖同僚求安，向水门委员会供出真相，用自己掌握的大量机密换取刑事豁免权。
1973年5月，通过讨价还价，迪安得到了水门委员会给予的部份豁免。委员会表示，究竟豁免到何种程度要看他坦白交代是否彻底。于是，为立功赎罪，迪安不惜将内幕全盘抛出。6月中旬，在向全国电视直播的国会水门案听证会上，迪安不仅交代了白宫幕僚掩盖真相、销毁证据、向联邦调查局施压等非法行径，而且还主动供出“管子工”夜闯心理医生办公室、密谋绑架政敌、打算在布鲁金斯学会纵火、企图利用妓女勾引对手等胡作非为。此外，他还招出尼克松拟定了一份政敌“黑名单”，名单中的多数人是民主党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政治漫画作者；白宫建立了秘密特工系统，非法利用联邦税务局的情报资料，以偷税漏税为罪名调查和打击政敌以及自由派阵营的非盈利机构。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黑幕，使国会、新闻界和美国民众极度震惊。
更为致命的是，迪安供出尼克松亲自参与了掩盖案情真相的犯罪活动。他的主要证据是，1973年3月21日他曾向尼克松报告，为了使亨特等水门案犯继续保持沉默，今后两年至少还需要100万美元的“堵嘴钱”。可是上哪儿能弄到这么一大笔钱呢？尽管白宫班子当时的年度预算高达7000万美元，但是这笔经费的具体使用受到国会审计部门的严格审计和监督——将行政权和“钱袋权”相互分割正是美国宪政体制设计的一个高明之处。面对筹集“堵嘴钱”的难题，尼克松对迪安说：“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搞到100万美元，你可以搞到这笔现金。我知道在哪儿能搞到。”尼克松和迪安商量结果是，应去纽约找米切尔，尽快筹集这笔巨款——米切尔于1972年7月辞职后回到纽约重操律师旧业。这样，仅此一事就已构成尼克松妨碍司法的犯罪事实。
如果说水门窃听案起初只是一个荒唐可笑、微不足道的三流政治案的话，那么，由于迪安的叛变和招供，它一不留神已演变为总统和白宫幕僚滥用权力、掩盖罪证、妨碍司法的重大刑事案件。
不过，迪安的招供虽然对尼克松伤害极大，但远未构成弹劾总统的致命危险。迪安毕竟空口无凭，仅凭他的一面之词就想弹劾堂堂美国总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水门委员会当时没有查出其它涉及总统的人证或物证。因水门事件辞职或入狱的数十名政府高官和白宫幕僚中只出了迪安这一个“叛徒”，其他人都忠心耿耿，没有直接指控尼克松违法乱纪。这样，在辨明迪安供词真伪之前水门委员会不敢掉以轻心、轻举妄动。
这时，精明过人的迪安又向水门委员会交代，1973年4月15日晚上，当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见总统时，尼克松那天问话的方式和言谈举止都非常古怪，使人感觉谈话过程正在被录音。实际上，迪安并不知道白宫录音系统的秘密，他只是猜测总统可能偶尔将白宫办公室的谈话录音存档。然而，由于迪安提供的这一重要线索，水门事件终于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八、录音系统天机泄露1973年7月13日是水门事件的转折点。是日，国会水门委员会传唤前白宫高级助理巴特菲尔德（Alexander Butterfield）作证，致使白宫录音系统天机泄露。
巴特菲尔德是退役空军中校，曾任霍尔德曼的高级助理，主持白宫内部日常运作和录音系统的管理。1973年3月他出任联邦航空委员会主任。水门委员会传唤他来国会作证纯属歪打正着。那天作证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一下白宫幕僚的日常工作简况和一些与霍尔德曼有关的问题，当3个多小时的询问临近尾声时，律师想起迪安提供的线索，就随口问道：“据你所知，迪安关于白宫办公室的谈话被录音的供词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其实并未直接涉及白宫录音系统，完全可以含糊其辞、蒙混过关，但巴特菲尔德却方寸大乱，误以为水门委员会已洞悉白宫内幕。在美国的司法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