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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怕，便是它一开始就要搞「垄断」，不垄断，哪还有什么资本主义呢？所以美国人要不断地推行他们底「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s）。这一法令稍一放松就不得了也。君不见小毛头比尔．盖兹之窜升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富豪，十数年之间事耳。对这些小毛头不加管制，那还得了？
可是回看我们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如此了。农业不比工业，工业集中在城市里，管理问题不大；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也易于推动；利润以等加速度递升，也不难做到（盖兹就是这样成长的）。我国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然了。它分散于农村，管理不易，农产品生产缓慢，利润不能递增；加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规模生产，利润反要随业务之扩大，而作反方向的递降呢。加以农业经济中，不能实行「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中国民间也无此传统。父死财分，三代而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土地集中」的问题，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真正能搞土地集中的，历史上也只有「官僚地主」，差可为之。但这不是经济上「农业市场经济」制度的毛病，而是政治上「官僚制度」的毛病。
「官僚制度」才是个坏制度，它侵入农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地主」；入侵工商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资本」。这一制度的遗尽，在台湾至今亦未能根治，所以才出现「黑金」。在毛泽东政权下的大陆，则正是「方兴未艾」，吉拉斯所谓「新阶级」是也。但是毛泽东所制造的新阶级，重点在「权」，而不「钱」。所以今日大陆有个颇为「凡是派」所乐道的顺口溜，叫做「毛泽东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殊不知钱与权本来是一样的东西。毛泽东干部，虽然是「两袖清风」，却掌有「生杀之权」，所以才枉杀数千万。这比钱所引起的恶政，就无法相比了。
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他制造了千千万万的「面团团富家翁」。至少不会杀人嘛。再者让他们「少数人先富起来」，拥有了斗大的「元宝」，我们多数人至少（且引用一句南京土语）「也可啃点元宝边」嘛。两相比较，朋友，这就叫做「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较好的制度」，更可晋级为「更好的制度」嘛。这就是江朱二公今日看好的远景所在了。好自为之，全民利赖，至可嘉也。后篇再续论之，这儿暂时煞车。
所以话说回头，历朝农民暴动，原因复杂；中国传统社会之生产力偏低，原因也不单纯。把他们一古脑儿归咎于土地集中，泰半都是于史实无据的。在中共主政以后，我们在海外也读过不少有关传统中国土地史的新着，就很少不带有政治宣传的偏见。近五十年来，大陆上社会经济史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对土地集中问题，则始终还在假设的边缘打转也。所以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纵使是个坏制度，但是并不是一个不可行的制度。因此它才能「千载犹行」，长期不衰。消灭这个制度，本是社会经济转型的问题，社会转型成功，它会自动消灭。社会转型不成，而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或意蒂牢结的问题，那就「吠非其树」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历史了。
土改分田「完全正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主张土地革命的激烈，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了，其实中共在建党之初，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和他们背后的第三国际的决策者，沉迷于马列主义，对农民参加革命都是不太有兴趣的。马列二公都曾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不足与言「阶级革命」。共产革命是「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专业；所谓「普罗阶级」（Proletariat），原义是古罗马的「市平」或「市贫」，是不包括「农民」的。所以那一时期的中共领袖们，像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高语罕等人所策动的群众运动，都以「工运」为主。刘少奇就是在安源煤矿，搞工人组织起家的。只有从农村出来的极少数青年共产党员，像彭湃和毛泽东才是以组织农民为专职的，热情甚大，在党中的影响则有限。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了，刘氏历史被抹黑。在安源煤矿组织工人的光荣历史，就被派给农民领袖毛泽东了。那幅有名的「毛主席在安源」油画中的青年毛泽东，多么英俊潇洒。但是与事实有违也。
［笔者附注：文革期中大陆上还有另一幅有名的关于「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画中人物应该是朱德和毛泽东，却被画成林彪和毛泽东了。据说朱德初见此画时，看到画中没有朱德，却有一拉着马的马夫，便笑着说，「那个拉马的应该是我了。」因此当年在大陆上搞党史和国史的职业人士，由于个人的恩怨，和政治的压力，述史画史，都难免有曲笔。纵是心存公道，也每因身在此山中，而难于掌握其全貌，我辈流落海外，虽史料不全，见闻有限，体验不足，但有失有得，在当代史学上，旁观者清，固亦不无其致力之虚，而自觉心安理得也。］
可是上述这个重工轻农的开始，长征以后就全面逆转了。八路军建军以后直至「进城」，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农民政党了。土地革命因此也就变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吃一堑，长一智。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声明停止土地革命，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其「民主根据地」中，所搞的土改只限于「减租减息」。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毛公就立刻训令各解放区，把原先的土改，晋级为打倒地主，搞分田运动。不但「地主」与「富农」之田要分，「中农」之田，也不能保留。根据中共战后新政策，不但各级干部要忠实推动，土改还要从下向上，由「贫农」和「下中农」主动执行之。
可怜的中国，二战后的中贫农和中农，根据人民政府后来的官方统计，要占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见「历史全鉴」，一九九六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卷一，页一八】，也就是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经毛主席这一号召，地下消息不胫而走，大家摩拳擦掌，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就倒向共产党了。执政的国民党原来也有它自己的工农政策和土地政策嘛。不幸自蒋以下的派系，这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顾在收复的都市里，搞其「五子登科」和派系倾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不在他们兴趣之内了……。老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便是从失去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不算胡说吧？相反的，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也就是从掌握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朋友，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中说，毛主席「完全正确」，你怎能说他不是？
「高级化前土改后」
不过刘少奇所说的「正确」，实在只是从两党斗争的政略和战略出发的。可是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那就自当别论了。因此中共建国之后，为着完成其土地革命，并把农村建设纳入正轨，乃于一九五○年六月颁布土改新条例，而推行之于全国。
深入研究人民政权的土改史，那将是一本巨着，三言两语概括之，我们可以说，全国农民在分田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地产，根据中外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的「鱼米之乡」，人烟稠密之区，则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约三市亩（半英亩）。在华北西北一带贫瘠地区，或可多分若干，而产量则递减也。不论江南水乡，膏腴之地，物产是何等的丰盛，以半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品，来养活五口之家，在一个先进国家，乃至联合国所认定的生活标准上，都只能算是在「饥饿线以下」（below poverty line）。在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大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饥饿线之下，则这个国家只能算是个乞丐国家，在这种国度里搞「农民暴动」，确可帮助农民领袖们，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决真正的「农民问题」。
记得就在中国农民分地、热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纽约有位华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区购置一小屋，并招待亲友，作诗自娱曰：「购得美洲半亩地，移来中国数株桃……」笔者当时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国朋友和学生们说：「主人这块半亩地，数株桃，在中国一家五口要赖以为生呢。」这一铁的事实，曾说得举座皆惊，认为不可想象也。
可是纵使如此，中国农民那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还是火热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破产百余年。对一般贫下中农来说，他们已三代五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如今毛主席能给与三亩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拥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为着耕种这数亩恩田，你得购买耕牛，置办农具（如水车、犁耙等物），三亩小农，如何能购买得起？为农民着想，两袖清风的毛主席干部，乃劝导农民组织「互助组」，集资买牛，购犁，轮流使用，互助合作。这一德政，真是引得农村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三年之后，在「一五计划」发轫之时，「互助组」更奉命扩大为「初级合作社」。盖在互助组中，互助合作者不过数家。欲集体使用化肥，学习驾驶拖拉机，则非数十家合作不为功。这样则「初级合作社」之组织，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