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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附注】半个世纪以前，反对共产党最激烈的「西山会议派」中坚份子的邹鲁的幼子邹达兄告我，他父亲的传记，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里的博士专题。一叶知秋，这一消息，已足够把北大治史的学术自由，推向世界最先进的学术行列。邹鲁可以构成博士专题，将来谁又能阻止张玉凤女士，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博士生们，研究的对象呢？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历史上的鸵鸟先生，恐怕一个个插在沙里的头，都要被拖出来了。五四以后传统史学中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个教条，早被丢到茅坑里去了。但是看现在的史学趋势，这一教条似乎还有余热。司马光作通鉴，评价历史人物说：「德胜于才，是为君子；才胜于德，是为小人。」不管时代如何变换，君子和小人，毕竟还有其若干客观标准的。有意留名青史者，其三致意焉。
所以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胡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的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档案之前，历史家单凭堆积如山，而难免于鸡零狗碎的个别史料，是很难写出一部，有系统底专著（monograph）的。所以笔者在拙著上篇里，只三言两语，言其大略。可是现代历史学的书法，原有宏观微观两种方式，在人民政府有关「大跃进」这段国家档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观治史虽不无困难，可是积小成大，把千万件个别史实，用计算机统计起来，由小看大，见微知着，还是可以窥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则还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体研究计划（prehensive Research Projects），众志成城，始可略窥堂奥，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们只能略谈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丝微的一手史料，聊供当今的读者和将来的史家，作为个人观察的参考，余则藏拙，以待来者。
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发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譓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作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一九五九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把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譓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譓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譓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譓。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譓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德譓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尸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著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刘少奇升任国家元首
安徽省和山东省，在大跃进时是重灾区，受祸最惨。两省加起来饿死人数在千万以上。若与东西欧、南北非，或中南美诸小国人口相比，则全国人死尽矣。思之岂不惊人？那时其它各省受祸虽不如皖鲁两省之烈，然亦无一省幸免者，真是千古奇祸。人死得如是之惨烈，当时中共全党，亦为之震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自刘少奇而下几乎全部出动下乡调查。对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这是朱德元帅在全国视察后的评语），无不众口交责。毛泽东自已在出巡之外，并派其随身卫士，还乡密访。得报也是全国一片糜烂，军心不稳。根据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揭发」，当年各高干目睹灾情之严重，上「万言书」向毛氏抗争，固以彭德怀最为垂名史册，而个人情绪反应之强烈，刘少奇实更为义愤填膺；刘氏竟公然号召农民向党中央反击抗命。
【笔者附注】个人曾根据红卫兵后来所揭发的新材料，为刘君试作一新传，曰：「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载「第一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一九七一年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页一四三─一五六。笔者当时读史书的印象，认为彭信多系讲情说理，刘少奇在初开始时对毛氏胡作非为的抗议，则是义愤填膺，情难自己，十分情绪化。刘氏后来转而拥毛批彭，显然是毛氏在一九五九年春，向刘「让位」结果。而刘却因为这一让位，终至死于非命，比彭德怀伤残至死的下场，有过之无不及。
全国各省大批饿死人毕竟是件大事，在群情激愤之下，祸首毛公也知道情况严重，而思有所补救。尤其是数十年来，和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同志，一文一武的两大肱股，刘少奇、彭德怀，都有从事窝里反的趋势。刘彭联袂造反，纵是毛泽东，也感到有点「紧张」了【见上引刘传，注五二】。很明显的，毛公就把他在江西打AB团时，就已纯熟运用的拉一派、打一派老法宝祭了起来。毛氏是拿得起放得下的盖世英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决定把「国家主席」这个最崇高的宝座让出给刘来继承，以争取刘对他的全力拥护，以分彭刘之势。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学上，孔夫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而毛氏今日为争取刘少奇的合作，居然以国家的最高「名器假人」，实是一着最大的「险棋」。（文革后期，刘少奇被搞死之后，林彪就想这个位置，毛就绝对不许了，这才激起了林氏父子的「五七一计划」。到时再说。）这着险棋的落子也可看出毛氏敢作敢为底草莽英雄气质。毛氏看烂「三国演义」他就取笑「父子皆豚犬」的袁绍，「多端寡要」，拿不起，放不下，所以才为曹操所败。英雄们都是最大的赌徒，你要赌翻摊、牌九，和二十一点，输了，你要有把老婆孩子也「押」到赌台上去的雄心，才能翻本，才能发财。畏首畏尾，婆婆妈妈，「多端寡要」，哪能上得了赌场，玩得了股票。萧何曹参，原都和刘邦是穿一条裤子的朋友，等到他们要联合造反了。萧曹都怕「秦人诛九族」，才公推刘邦带头。后来项羽把刘邦的老子捉去了，逼迫刘邦放下武器，否则人头相见。刘邦说你把我老子宰了、烹了，可别忘「贻我一杯羹」。乖乖，这才是英雄；萧何、曹参、周恩来、张闻天都绝对做不到，那你只有让「老毛去领导了」（这是彭德怀的名言）。蒋公介石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国民党人当年革命失败了，落难在上海卖股票，戴季陶、胡展堂都把裤子输掉了，只有「蒋伟记」（介石的行号）一家赚了大钱，云云，何足异哉？何足异哉？记得沈亦云女士（黄郛夫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蒋公微时，某次当庄赌牌九。饿了，招呼姚夫人，煮点东西来吃。姚煮了一碗年糕呈上。蒋接过一看，未说二话，便连碗带年糕，从众赌徒的头上丢了过去。因为庄家手气正不好，而年糕之形，像牌九上的「鳖拾」也。乖乖，这计英雄气魄，胡汉民、汪精卫做得到？所以才败下阵去。
毛氏这次让位，是早在一九五八年底，便放出口风，他说将于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于翌年「任满」之时，退位让贤。因他本人年事渐高，身兼两主席，实不堪劳瘁。然一旦倦勤，深恐引起全国不必要之震动，故先辞人民政府主席一职，迨接班程序稳定，他或将两职同辞，以待贤者。毛虽未言明让位于谁，然大势显明，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刘少奇副主席，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