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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的事业由其性质所决定只能游离在核心的外围；从核心发射出的光芒之强烈，使得无人能进人。正因为无人能进入，这才出现了以描述为事业的人。
老教师对描述者的不满就是对自身的不满。这种不满感染着描述者，一方面使他产生要摆脱他的冲动，一方面又使他要与他更紧密地结合，从而更彻底地投身于描述的事业。老教师的责难只会随描述的深入变本加厉，责难往往成为一种刺激，成为新一轮辩护的动力。当然这种辩护从根本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它只不过是以生命的激情来支撑的罢了。描述者热情洋溢，充满了正义感和崇高的梦想，他选择了一桩绝望的事业，自己很清楚再也没有解脱之日。完全可以推测他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退却只是暂时的，是由于内心的极度苦闷。坐在他家中的令他厌烦的老头一直是，也永远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这种二位一体的结合一定会持续到最后。因为在芸芸众生中只有他，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敢于站出来为老教师讲话，并将所讲的话发表在外（虽然老教师不满意），这决不是个偶然的巧合。从他对老教师（也是对自己）的命运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早就有了那种深刻的悲观的认识，从事情的初始就看到了结局；他深信透彻的交流之不可能，现实障碍之不可逾越，一切全是徒劳。那么为什么还要与这个烦人的老教师搅在一起呢？看来他的性格里天生有种圣徒的倾向，总是将牺牲作为一种满足，甘愿以自己的皮肉来铺垫通往永恒的小路。
对于描述者来说，乡村老教师是他精神上的父亲；离了他，他的一切描述都不可能产生。这个住在穷乡僻壤的村庄里的老人，给他提供着衡量自己的描述的标准；那标准的高不可攀时常令他异常泄气，产生要全盘放弃的念头。而同时，老人的存在又提醒他放弃之不可能，只有追随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描述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的自我批判，批判之后又不断地找出新的辩护的理由，在支离破碎的理由中不断领会老人的意图，与老人一道沉浸在无穷无尽的对于巨围的遥想之中。
1998年6月16日，英才园
折磨：艺术家之一分为二——解读《和祈祷者谈话》
祈祷者和“我”是艺术家内心中的两个魔鬼，既相互钳制。折磨，又相互鼓励、支撑，结成同盟来对付那摧毁、覆盖一切的虚无感。
我作为旁观者，在教堂内目睹了祈祷者的祷告。那种祈祷是前所未见的，似乎无比虔诚，但分明又是种表演，是演给旁观者看的，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宗教的虔诚意义。我为此感到别扭，感到不满，很想走过去阻止祈祷者，向他提出质问，可是我又为他的祈祷的魅力所折服，以致长时间蹲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其实我的内心也是摇摆不定的，我对是否应该阻止他没有把握。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上前与祈祷者谈话了。当我向祈祷者提问时，我力图在我与他之间拉开距离，指出我和他之间陌生的那一面，希望相互之间的问答有种客观的性质。祈祷者的做法相反，立刻将我引为他的同谋（他早就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一直认为我有义务与他交流），将他内心的痛苦、矛盾，将他身上的晦气一古脑都倒在我身上，要我为他的生存找依据，将我看作他唯一的希望和慰藉。由此我得以深入了他的内心。
一切痛苦都来自于无法治愈的虚无感。当他走路时，他不由自主地每一步都要去试探脚下的地面；虽然在教堂内，精神上的寄托却不在那里，一举一动都与那钟声的鸣响不相符合。他就如一个影子，不能将手杖点在人行道上，不能触摸人们沙沙作响扫过去的衣服，只能沿房屋滑过，消失在商店的橱窗内。最普通的事对于他都像深渊。而在他的周围，房屋不停地倒塌，人们在街上无缘无故地倒下、死去，被抬进屋内。他穿过广场；巨大的广场立刻使他忘记了一切，西南风吹着，市镇大厅的塔楼摇摆着，窗玻璃格格作响，路灯如竹子一样弯下腰，绅士淑女浮在人行道的半空，只有风停时才交谈几句，相互鞠躬。但是所有的人眼里都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只有祈祷者是唯一的心存恐惧者。原来他是因为心存恐惧而拼命祈祷的，与教堂并不十分协调的他的举动有点滑稽。于是这古怪的祈祷一旦开始，就带上了某种游戏的因素，后来这种祈祷又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内心需要。毫无疑问这是对宗教的某种亵渎，他为此惶惶不安。他要向我诉说，以此来确定自己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他举出儿童时代的例子来说明虚无感对他的折磨：房屋，阳台，草地，不真实的对话，无比遥远和陌生的情绪。那次经验成了他后来生活中的隐患，毒害了他对现实的感觉，总是将他与现实拉开距离，迫使他逃避生活。我完全理解这一切，我的理解结了他勇气。我告诉他，这种经验是有根据的，是很普遍的、人的经验，有可能发生在一切人身上。他从我的肯定中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由此他一定领悟到了：既然他的游戏似的祈祷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并由这注意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即意识自身的存在），他的方式也就有了合理性。虽然这仍然减轻不了他的来自宗教感的内疚与对自己的厌恶。
祈祷者与我之间的关系是种犹豫不决而又十分矛盾的关系。在教堂里，我几次下决心要走上去让祈祷者对自己那种夸张的表演作出解释，却总是因为犹豫不决错过了机会。祈祷者的态度更暧昧，他似乎是在逃避我，同时又十分渴望我与他谈话。我经过长久的拿不定主意的阶段之后，终于不顾一切地捉住了他；而他做出要逃脱的样子，又好像巴不得这事发生。他说他担心我要折磨他（是否这种折磨正是他所渴望的？）。他完全知道我是知情者。我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果然开始了对他的提问折磨。他面对我的逼迫（这种逼迫不是他所愿意的吗？），哭泣起来，说出了内心深重的痛苦。
祈祷者和我一样，既不属于虔诚的教徒也不属于一般人，他的存在不能命名也不能归类。他说他祈祷是为了从旁观的人们的反应中找乐趣，又说是为了让自己的影子偶尔投在祭坛上，最后他说祈祷是他的一种需要。我把他的这种需要解释成热病、晕船、麻风病。我分析说，他是因为处在这种悬空的位置上，无法说出也无法给事物最后命名，内心无比痛苦，才需要经常去教堂进行那种奇特的祷告的。对于他这种与众不同的祷告方式，我也拿不准自己想要反对还是赞成；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感到好奇，我这种好奇心被他视为希望、安慰和依据。其实对于他那些热病似的话语，那期盼的目光我也是无能为力的。首先我不能要求他虔诚（已经太晚），其次我也没法给他提供真正的依据；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告诉他，我的病同他是一样的，他所经历的痛苦我同样经历过，一点都不比他少。这就是我们这类人的命运。所以，继续祈祷吧，我会时刻躲在旁边，按照他的心愿注意地观看，这是我唯一的乐趣。
我希望祈祷者说出真实感觉，祈祷者希望从我口里得到依据；我们相互又在暗中监视对方，希望吸引对方；一旦相互面对，又免不了厌恶，不自在，就像脱光了衣服暴露在对方眼里似的。
我在分析中提到的那棵白杨也是核心问题的象征。语言总是使祈祷者产生痛苦的虚幻感。祈祷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不停地给事物命名，永无止境。刷新命名的冲动就是内在热病发作的结果。
现在不难想象祈祷者祷告的内容了。在我的鼓励下，祈祷者一步步展开了患病的灵魂。这过程既是抚慰又是折磨，是一种害怕与渴望的混合，一种痛快淋漓的自虐。而我，也从这种无所顾忌的分析里满足了好奇心，获得了短暂的平静。两人关系的发展可以看作艺术家的灵魂一分为二的过程。
分段修建：艺术家的活法——解读《中国长城建造时》
泥水匠年轻的时候，修建万里长城的宏伟蓝图已经在学者们的头脑里初步构思出来了。这是一座古怪的建筑，下面是不连贯的、坚实的、长达万里的墙，上部则是不可思议的通天塔。这样的建筑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至多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燃而泥水匠行动的激情却是受制于最高指挥部，所以修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当他放下第一块砖时，就仿佛有魔力一般，他与整个长城连成一体了。从此，暗无天日的单调劳动便与那伸展到遥远的长城或通天塔的理想直接相关了。这种绝望的劳动毕竟是生理上与心理上不能长久忍受的；如果硬要继续，那么人要么发疯，要么彻底放弃，而希望是绝对看不到的。为此最高指挥部便想出了完美元缺的建筑方式——分段建筑。最高指挥部的思维逻辑是一个怪圈，被这个怪圈所控制的泥水匠必须有一种非常明智的态度，才能理解分段建筑的用意与长城的真正功能。明智的态度便是在逻辑的推理上适可而止，接受不可理喻的现实；具体地说这种态度也就是将帝国这个最高理想看作千百年来太阳底下静静游动的云彩，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一来，泥水匠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泥水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