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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以野外为主的相当辛苦的工作，在交通不便的川滇地区尤其如此。作为科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云年，你真的并非一定要选择这个岗位。事实上，当时这个组的成员，也大多是1964年高中毕业的“小同志”。
转战西南选择（2）
宏观组的小伙子们意气风发
（自左而右：吴太平、陈德顺、李鹏才、贾云年；摄于1966年）
然而，选择“宏观”，选择“现场”，你坚定不移，你矢志不渝。
1986年10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唐山地震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谢毓寿先生在一次与我的交谈中，对你的选择曾这样评价：
北大、科大是重数理的，对地学不重视。但他对宏观是认真做的，愿意做，也肯于做。一个主要是学数理出身的人，愿意跑宏观，到地震地质组〔这里指到河北省工作后在地震地质组〕，这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搞历史地震，就需要这样的人，能有数理基础，这一点我是非常欣赏的。
我这样对待年轻人，大部分人是骂我的，而他不认为我小看他、摆架子，我觉得这样的同志，从科大出来的能安于宏观，钻进宏观去，能领我的情，配合我工作，所以对他的离去更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
。。
学数理，科大、北大出来的人能这样把宏观工作作为主流，找不出第二个。我要是有权领导他的话，早就不叫他这么干了，要让他做更多的工作。他要是活着的话，我一定要说服李钦祖〔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局长〕让他对宏观工作进行提高，这在世界上都是做得很不够的。
。。
听说他殉难时是裹着被子滚到床下〔但是，由于预制板屋盖与承重墙之间没有锚固措施，墙体倒塌后预制板砸向地面将床板毁坏！〕。。我认为他反应很快，也很有经验。。这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能当机立断，应该是很有前途的一个同志，十分可惜。
是的，云年，你选择了“宏观”，选择了“现场”，选择了“野外”；就是选择了艰苦，选择了危险，选择了牺牲。
难道不是吗？
我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那份地震考察的“清单”上。
哦，云年，这分明是你用青春的烈焰锻造的一条生命之链啊，拾起链条上的几多记忆，我更清晰地看见你和你的战友们攀登的足迹，看见了一个热忱清醒、奋发有为的年轻地震战士奋斗的身影！
转战西南第一份答卷（1）
翻开40年前不经意保存下来的几页书信，我庆幸自己有机会从你的生命之链上撷取那珍贵的第一颗记忆——1965年11月22日，云南禄劝烂泥沟大滑坡（大垮）考察的足迹。
1965。11。29
来信·云南禄劝马鹿塘公社
非比：你好！
曾先生回去，正好带回一信。
我们于27日10∶30动身，车行7~8小时走了约230公里才到达目的地——马鹿塘。这里是救灾指挥部，云南省郭副省长亲自在这里指挥，下面有各县、州的负责人等等。目前来到这里的除了我们站的七名同志（我、刘正荣、曾先生、徐明钧、吴太平、吴进贤、唐师傅）以外，还有解放军测量队七人，过两天会东方面将有两个流动台到这里，大概要增加四五个人。由于现在需要研究趋势问题，故时间可能有所拖长，此外，会东方面又发山崩现象（今天早上还在进行），是否需要到会东去还不一定。要去的话，恐怕要延长到12月中旬才能回去。
现在这里大约情况如下：
1。
这里年年都发生垮山现象，但不太大。
2。
垮山地区高达3000公尺，与金沙江（880公尺）相差2000多公尺，可是它们的直线距离也只有2000公尺，所以这里的山非常陡（见图）。
3。
这里土层很厚又不结实，再加上雨多，也可能还有小地震触发。
4。
22日一次大垮埋掉了四个村子！估计把村子埋在80公尺以下，后来24日又埋掉一个村子（但人已经搬出来了）。死了约400多人。
5。
我来第二天到现场观看，亲眼又见到垮山现象，情景实在骇人，很远就听到巨响，可见大石块纷纷滚下，冲起一二公里高的尘烟。没有垮的地区也出现数不清的大小裂缝，表明山在向下陷。附近受威胁的村子已搬出。别的情况不便谈，只好面谈。这些情况也只你一人知道就够了，不要和别人讲。
今后我的任务是帮助当地老乡组织一个“宏观”观察组，观察垮山和裂缝情况，然后把这次山崩的有感区勾划出来。
工作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但这是革命需要，而我们只有两个法宝：
胆大加心细！
相隔甚远，很是想念，望你好好工作，保证好总结工作我就放心了。药一定要吃完。
我把钥匙带给你，如果12月5日以前我不回去，那么你就打开办公室的抽屉，咱们的存款单在里面。。你可以继续储蓄，并代我领工资，给我家寄20元回去（快过年了，家里用钱多）。在汇款单上写我出差了就行。
别无他事。至于教歌工作，请你转告张美芳让周肃敏负责一下，本星期最好总复习一次。还有乐队问题能否调动阿郭〔郭建华〕管一下，练一练。
握手！
祝好！！！
云年
11。29晚
没有〔电〕灯，没有桌子，写得不好。
这里海拔3000公尺，比昆明高1200公尺，很冷，不远就是“乌蒙磅礴走泥丸”的乌蒙山，白花花的长年积雪。我带了足够的衣服，这里又借了一套棉衣。你放心。
乌蒙山上
（摄于1965年12月）
在后来几天的考察中你经历了什么，现已无文字的依据可考。只隐约记得你从禄劝回来后曾说过这次考察很艰苦，你还笑呵呵地以自嘲的口吻对我说：“饿得我们连老乡地里的土豆都刨出来吃了！”仅此而已！
直至你离开我十年以后，1986年11月，吴太平同志来京出差，才向我详细讲述了你们二人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1965年11月的禄劝滑坡，昆明台定的是4。8级，有三座山下垮。那次考察，真正进入现场核心地区进行系统调查的只有我和老贾。为查明滑坡的范围，我们沿滑坡体转了一大圈，逐村进行了调查。那时，除了两只脚，没有任何条件，反正要求你搞清滑坡体的情况。这次考察的艰苦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们从海拔3000米处往下走，绕滑坡体整整走了七天，对每个村进行调查。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常常是无路可走。
这次滑坡造成四个村子被山体埋压。其中有一个村子叫老深多，埋了176米深，一条流向金沙江的小河被堵成湖，全村445人全部遇难，只跑出来一条狗。
转战西南第一份答卷（2）
那里50年代就出现过滑坡，但那里（烂泥沟）水源发达，所以人们又陆续迁回。滑坡原因是降雨相当集中，老乡反映20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这次滑坡发生前，其实是有征兆的。有一个老牧羊人垮山前曾路过老深多，早晨看到后山上有1尺多宽的裂缝，下午竟扩大到三四尺。他当时就对人说：“老深多，老深多，清早要盖大被窝。”村民都说他疯了。
我和老贾围滑坡体走了七天。第五天，我们已从海拔3000米处下到890米处，到了金沙江边的一个村子。没有吃上晚饭，住在老乡家，给了一碗包谷（玉米）饭。晚上睡觉，“床”上的虱子、跳蚤，多得就别提了。
天亮后我们继续赶路。这一天更艰苦，快到中午时过陡坡，我差一点掉下深崖。我们迷路了，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路上也见不到一个人。
后来我实在走不动了。老贾就鼓励我：“这里是乌蒙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
看我实在走不动了，老贾对我说：“咱们走10分钟，休息五分钟，你看行吗？”我说：“不行。”他又说：“那咱们倒过来，走5分钟，休息10分钟。”
就这样，到下午，我想躺下来休息一下，结果一觉睡到快天黑。老贾又鼓励我快点上路。后来我们听到一个山里娃唱歌，就找到他为我们带路。
待我们走上大路时，天已开始发黑。我们实在太饿了，看见路边有一块土豆地，就挖了几个生土豆聊以充饥，那土豆还未成熟，只有一点点大；后来，看见大路上有鸡蛋皮、黄果皮，也捡起来吃。
又勉强走了一段，天完全黑了；大概有晚上9点了，我实在走不动了。老贾还是鼓励我，但看我确实已筋疲力尽，他说：“这样吧，你就在这儿呆着，我一个人到指挥部去。”那个小孩曾说，这里离指挥部所在地约有八九里。我说：“那你把东西放下。”老贾放下背包走了，我就一个人趴在路边等候。
老贾走了，但我的心却忐忑不安：他大学刚毕业第一次参加野外考察，真让我放心不下。我担心他见不到人会迷路，又担心他见到人却听不懂对方说话；荒山野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真担心他路上会出危险。。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我心里一阵阵发慌；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声音，我心里越来越慌。。直到夜 里11点多，山上终于传来了人声，有了手电筒的光亮。。
两个老乡把我架上山顶，为我弄了点酒和饭。吃完饭我一头睡下去，一直迷糊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
太平还告诉我，宏观组的同志（刘正荣、邓瑞生、王绍晋、陈德顺、夏大德、罗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