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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6月至7月间的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更是为凤凰卫视赢得了机会。刘长乐动员了几乎全台的力量奋战60多个小时，他们只是用“别人的信号”，编排适合自己理念的直播节目内容。北京的中央台据称为这次世纪直播投入了近千人的人力，而凤凰卫视全台加起来不过两百多人。刘长乐用这样一个小台的规模“办大事”。他们进入国际卫星交换网络，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进行“现场文摘”。香港“七一回归”直播的高潮交接仪式的报道，堪称这种模式的一个范例。分阶段利用电视超越时空的力量，以香港交接仪式画面为主体画面，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在倒计时牌前的情景和凤凰台主持人分割画面，把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信息组合在一起，让观众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相关联的信息中有了更多的联想感受。这三个信号渠道，只有主持人一方是凤凰卫视自己现场拍摄的，其他的信号全部借助其他媒体的“公共信号”。
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借力”做出的全面直播，赢得了超乎想象的掌声。他们的作用几乎已超出了原来的想象力。全力投入此次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这次直播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当然，到1999年5月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使馆事件对凤凰走向资讯传播又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人们从那些天的节目开始发现，凤凰卫视有了中文媒体中比较独家的报道形式：直播加现场即时新闻分析。“这个事情发生后，凤凰就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新闻了，就是重点加入时事分析的内容。”刘长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
一个全球化视野下的华人视角解读，成就了凤凰卫视的新闻处理方式。因为“凤凰卫视遵循了内地可以认可的新闻处理规则”，这使刘长乐有意识地加快了触及资讯的脚步。但即使如此，凤凰卫视的新闻类节目仍需要在政策与商业的利益间寻找平衡。刘长乐智慧地将自己的新闻类节目定位为时事，这种不背“有闻必录”的包袱，突出编辑选择权的做法避免了官方讳言的新闻，开始做属于凤凰卫视方式的新闻资讯。
第二章：孤本（2）
《时事直通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一个延伸。由新闻到时事的区别，也间接带来了凤凰卫视做新闻的角度与立场。这个栏目其后成为了凤凰资讯类新闻节目的试验室。无数的节目样式都是在这个试验室里进行全面的试验后，才会独立出来。至今，许多节目都打着早期《时事直通车》的烙印而处境仍然艰难。商业电视台的属性以及成本因素，正在成为所有节目诞生必须优先考量的一个因素。这使他们创作的许多的节目，因此打上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烙印，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因为缺憾而成就了一种事业”。
这种缺憾最重要的就是成本。
成本对于简陋的凤凰卫视来说是惟一重要的尺度。刘长乐要的是结果，但绝对不会给你更多的预算。早期的凤凰卫视因此有了一个传说：“最早的凤凰是拿相应的钱做相应的事，到后来做节目时成了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而到了现在则进化到了花别人钱办自己的事还要赚别人的钱”的阶段。在这个思路下就是当所有的人开口向老板提成本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我们一定要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这使凤凰的核心创作人员，每次在创作新节目时，开始有了预算的概念，起初大家还会对老板说：不给钱，不加人，怎么能弄出新东西来？到后来，干脆自己就否定了那些要花钱的念头，一切的想法都围绕着不花钱要办事还要办出点名堂的思维进行。
王纪言回忆说：早期的《凤凰早班车》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品。
刘长乐在一次美国工作旅行后，发现美国电视网中大多数赚钱的节目都是早晨新闻，NBC的《今日》节目每年收入三亿美元。而在中国，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也以《东方时空》这个形式开始探触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从不关注的时间段。凤凰卫视此前的早间，不过是在重播前晚的《时事直通车》。刘长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时间对于电视台的重要。他指令要办一个早间新闻节目。让台长王纪言与主管节目的钟大年发愁的是，《时事直通车》所有的记者编辑加起来不到10个人，做这档节目已是捉襟见肘。中央台同样的栏目，至少要40多个人，河南电视台做一档早间节目，招了60多个人，仍然觉得紧张。
钟大年回忆说，如果制作纯粹的电视节目，最多只能多加一班翻译，国际资讯没有问题，但自采的节目就不可能满足需要。于是大伙儿就围绕着如何可以做好又不花钱的高招进行探讨。最后提议干脆使用报纸。但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报纸最早的也要5点才到，7点就直播，6点45分就要进场，无法写成稿子，甚至没有办法去编辑。没有办法，大家就定下了一个调子，干脆去“说新闻”。
当时台里只给这个节目两个人：主播陈鲁豫与主编。当时的方式就是报纸来后，主编快速地与陈鲁豫看完报纸，排一个顺序单，就开练了。这样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却成就了一个新式的陈鲁豫，创造了一种电视的表述方式：说新闻。
1998年，是凤凰卫视大踏步转向时事资讯的开始。这一年度对凤凰卫视相当重要，推出的几大节目至今几乎成就了凤凰卫视其后的发展，而且成为经典。当年4月1日，借着台庆两周年，中文台进行节目改版，推出了《锵锵三人行》、《小莉看时事》、《凤凰早班车》等栏目，几乎都属于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结果。1999年，则推出了以评论为主体的开创式节目《时事开讲》。
到现在，钟大年还认为当初这个成功只能说是相当无奈的一个创造。这位前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谈起这些变化的时候，感慨地说“现在都看不懂电视这一行了”。因为当初他们创意《时事开讲》这个晚间节目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只是为了填充一块晚上11点之后的“电视荒地”。这块“荒地”在凤凰卫视当时一直就没有“卖”出去过。在凤凰卫视，一个没有卖出去的时段，几乎不可以想象，而这个时段的节目从开台到当时，竟然一直没有广告客户关注过。
第二章：孤本（3）
这块被称为“电视荒地”的时段处于晚上11点45分。为了卖出去这个时段，他们做过无数的尝试与变化。他们最早在这个时段放过纪录片，包括美国国家地理制作的动物节目，甚至购买了更多的经典节目在这个时间播出，但就是不受人关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个时间“全中国人正在睡梦中，可以在这个时间打开电视并观看到这个节目的是一些晚班的工人或者是下夜班的年轻人”。
但时间段就是金钱。空着这样一个20多分钟的时间段肯定是商业损失。他们继续想着种种奇怪的办法。他们甚至给在《锵锵三人行》中风头甚健的台湾女子郑沛芳设计过一个栏目《非常档案》，希望能给这个“沉睡的时间”一点生机或者希望。这个充满社会上各种怪事、案件的奇闻杂录式的节目，好看、热闹，但仍然没有办法打动广告商。对于一个商业电视台来说，一个卖不出去广告的节目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成功的节目。每年凤凰卫视的主创者们设计第二年节目时，这个时间版块几乎成了大家的心病，也成为节目调整时的重要关注点。凤凰卫视每年改版的时候，基本上以简单的利益为改版的指南。如果这个节目不能受到欢迎，或者不能得到资本的肯定，那这个节目基本上就会被列入需改造的名单。
当曹景行因为突如其来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评论而人气急升的时候，其实他身上的另外一面早就被台长王纪言看中。事后的反馈、国内的关注都让他感到曹景行身上有一种尚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同时在大陆观众中，对新闻资讯有着更迫切的需求。这个观众层面以一些他们所没有发现的人群组成：商人、热血学生、知识分子、媒体以及政府官员。这正是电视收视的黄金人群：政商两界。他确信，在晚上11点后“并不是全中国人都已进入睡梦中”。
中国的电视台排定节目基本上遵循大陆民众的作息时间。晚上7点至8点左右，是黄金时间。10点左右就开始安排一些无关紧要的节目，甚至重播。没有人看好这个时段，即使在早期开发出晚间与早间新闻时段的美国电视业界，也发出“晚间节目太阳下山了”的质疑。但这个时段真是一块荒地吗？在这里，种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成长？
真正提出这一节目创意的时间，是在两个月后。
7月份，曹景行主持近一年的《财经论坛》节目因赞助商中国银行退出，当月到期停播，那个晚上11点50分之后的临时节目也到了停播的时候。有25分钟的时间将会在8月间空出。决策层在讨论要不要把《财经论坛》做下去时，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声音。大家从使馆事件中发现，曹先生最大的擅长不是去主持节目，做一个学者式的专家似乎更可以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王纪言提出能否给曹景行弄一档类似的节目。
他的理由是个人化的新闻时事评论至少在大陆的电视台当时还没有出现过，没有这个形式的节目，也没有评论这个方式。在老板刘长乐的“另类创作思维”的影响下，凤凰的创意者们都迷恋和尊崇这种新锐的表达方式。他们的判断标准因此甚至有些极端。相类似的或者内地没有的节目，才是他们所要想象的。这是因为决策者们考量一个节目时，初级阶段往往很少研究主题深度，但却会关注这个节目的形式与它可能产生的效果。老板刘长乐不但是另类思维的倡导者，更是一个实践者。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