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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局势的变化总是会送给他们相当多的题目。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话题更多地集中于台湾。1999年的台湾局势仍处在相当微妙中。台湾式民主的未来成为曹先生重点解读的方向。他的评论从错综的人际、政党斗争的内幕以及阴谋式的谋略出发，生动而又直击要害。在《时事开讲》开播的半年时间里，他讲了不下一半的台湾议题。国际方面，曹先生的话题放在关于东帝汶的未来以及美国为何不出兵这个国家，日本官员对华的一些“误读之恶语”的由来，仍然在变化中的朝韩关系。由《财经论坛》延续下来的热情，使他继续在这个节目里关注财经热点。
这些题目更像是他累积多年的一种爆发。每个题目下面都存有极深的厚度，随手拈来，侃侃而谈。这种角色的转变似乎为他打开了一个水龙头。他的话题总是会随着提问者，拧开水龙头的大小，发出不同的声响。到第二周结束的时候，他已自信地认为：“这个节目站住了，两周挺短的，一般的节目至少要三个月的试播时间。”
缩短这一时间的拐点来自于突然出现的观众来信。
似乎从第一周的时候，设在北京的凤凰卫视国内分公司开始大量地收到专门寄给曹景行的邮件。凤凰网开设的一个反馈信息系统在收到的本周总共四百多封信中，有一半以上讲到这个栏目。一位热心的曹景行的《财经论坛》节目的观众发现了他的新节目与新身份。
他在节目开播的第一周，写来一封感伤的信。他抱怨：“我们曾为《财经论坛》的停播而伤感，亦为电视台的商业短视而担忧……好在《时事开讲》和我们见面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兴奋劲儿。但这个子夜时段却成了一个障碍，由于白天有紧张的操盘工作，我不能睡那么晚，只能录下来在第二天早餐时看，一期不落，已成习惯。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启发。譬如你从中央经济工作新闻公报里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得出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是中央‘集体决定’，丝丝入理，脉脉相扣，比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不知高出多少……”但他提出一个几乎所有来信中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这个节目时间太晚，这几乎成为随后《时事开讲》来信中的一个不变话题。
不了解这个节目起源的观众开始指责凤凰卫视在编排节目上的“不科学”。相当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看性很强的节目会放在这样一个时段。至于更多的来信，则开始夸奖这个栏目。“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资讯，内地看不到的东西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如陌生的台湾地区，还有我们周边国家的讯息。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声音，世界还可以这样看。你打开了另外一条我们与世界接轨的路径。”
第二章：孤本（9）
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封信甚至提出，“曹先生最大的功能是看世界的角度。用西方记者的思路来分析大陆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会这样去看，而我们则认为自己的一套思路是对的。我们不一定赞同所有的西方论点，但却不得不想想，世界主流关注的东西为什么与我们所想的不一致。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
来信更多的像安慰剂。
曹先生觉得自己找到了依据，发现了光顾晚上11点时间段的观众竟是这样一些人。开始时，他们大多数是这个时段电视机前的匆匆过客，偶然路经，但却被吸引。他们是这样一些拥有夜生活的人，大中学校的学生，晚间应酬归来的商人，教授，退休的干部以及许多热心时事的人，还有许多政府高层官员。
当然，在中国，总是有许多你觉得不可能的人群，在关注时事与政治，关注国家的未来或者是国际的局势，他们努力地想看清这个世界。
曹景行觉得这些来信的人，可能正在构织这样一个栏目的未来。他需要观众，如同需要支持。因为这些人才是这个产品的购买者。至少这些来信，帮助高层下定了把这个节目办下去的决心。老板刘长乐把这些信批转给了当事人。他们需要得到鼓励。
吴小莉的正在上升的知名度部分地使这个节目有了另外的形式。1999年的吴小莉正在因为总理朱基的点名提问及数次的大型直播而声名日隆。她的形象也成为凤凰卫视早期的LOGO。与曹景行在《中国人今天说不》事件长达一周的合作，使她与曹先生达到了一定的默契。她的风格也体现在这个节目里。当然，她也在寻找着一种全新的形式。她试图将这个栏目的另外一面表达出来。在初期的《时事开讲》，她的号召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也是她的一个新节目。她的FANS是从追看她时发现这个节目，并且坚持留了下来。
吴小莉在其后所写文章中认为，“曹先生也从早期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套句窦文涛的话说，‘曹老师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七八份报纸。像个新闻呕吐机，每天把不同的信息倒给大家。
10月份，吴小莉的另外一档节目改版，那会儿她不仅担任《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还有一档专为她打造的《小莉看时事》。《时事开讲》这个每天必有的节目牵扯了她太多的精力。小莉基本上无暇顾及，并渐渐退出了这个栏目。最后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董嘉耀一个人主持的时候，风格则靠向了现在的样子。他静静倾听的姿态与发球者的形象，使这个节目更多地发挥了曹景行的特色。这个节目只有一个主角：评论员。在初期的《时事开讲》以及后来的其他时事评论员的加盟，内容决定了形式。
但最大的奖励则是这个栏目迅速有了赞助商。
2000年，中国最大的烟草行业巨头红塔集团出巨资赞助这个栏目。他们原先的赞助计划只针对另外一个黄金时段的栏目。但它的董事长与经理们在晚间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节目。广告商的敏感往往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调查的结果是，这个栏目的收看者80％以上的人会是男性，而层次则在政商两界主流人群。他们的产品主打的正是这部分消费对象。他们花了近1500万元，给这个栏目定了价。
这笔有可能成为中国电视史上这个时期午夜时段价值最高的一笔广告赞助，几乎宣告了《时事开讲》的成功。
第三章：中间……（1）
曹景行帮蒋经国之子章孝严脱困老兵围殴
◎ 凤凰卫视两岸新闻尺度的拿捏，靠特殊的FEELING与经验的累积
◎ 台湾新闻的评论模式冲击内地“禁区”
台北，曹景行站在台湾民进党中央召开的“中国政策辩论会”场外。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后，他直觉这个以“台独党纲”让两岸都不安的政党即将上台。台湾如果出现首次政党轮替，如何影响两岸，这同样是许多内地观众需要知道的问题。
这是凤凰卫视正式介入台湾新闻的开始。通过这家电视台，内地观众首次看到了这个即将取代国民党百年老店的政党的真影。
这是1998年，曹景行加入凤凰卫视还不到三个月。
两岸政治相当敏感而复杂。人们对于台湾的认识来自于新华社与央视的简短文字。凤凰卫视其时对于台湾的新闻，仍处于试验与观望状态。除了财经新闻，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一直是空白。一直关注着台湾政经走向的曹景行有一次与老板刘长乐闲聊时，提出能否试着在这方面进行一点“试验”。刘长乐同意这个想法，但如何做则要进一步探讨。当时谁也不知道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会有多大的空间，能做成什么样子。但刘长乐同意试试看。
曹景行回忆说：“做台湾新闻是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我到了台北，交给了我一个租借来的摄制组，给我一只话筒，我就站到了镜头面前，第一次做采访，做分析。凤凰的胆子真大，我的胆子也蛮大的，就这么开始做台湾新闻。”
曹景行内地生活的经验使他接近了成功，至少在尺度的把握上，没有造成任何麻烦。他在凤凰卫视的首次出镜也显得相当自信。凤凰卫视则找到了开辟台湾新闻的新途径。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只要是真实的台湾场景，就可以吸引他们的关注。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开幕。曹景行与来自台湾的记者曾静漪合作报道此事。他们租来的一组摄像队本来是拍摄戏剧的，不懂如何拍新闻。当时，争取连任的陈水扁跟国民党对手马英九分在两个地方举办竞选活动，加上新党的一位候选人，共有三个场面需要拍摄，他们一个组，只能分时段采访三个地方。开票那晚，他们把宝压在了马英九竞选总部前面。结果他们拍到了最想要的东西。马英九在竞选中胜出，担任台北市长。
经历了几次台湾新闻的报道，他们渐渐摸索到了做台湾报道的经验。大陆方面并没有负面反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高层很在意他们的新闻。这是个好消息。曹景行体会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需求”。如同产品需要顾客一样，在中国，这是个未经开发的市场，或者说，市场早在那里，只是人们缺少真正的产品。而他正在接近这个“产品”。
1999年的夏天，他在台湾经历了一件事，他听到消息，宋楚瑜将要开一个记者会，并和国民党的章孝严先生见面。直觉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戏。他临时借了一个摄制组过去。现场非常热闹，摄影师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被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