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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这个躲在暗夜深处的非黄金时段的栏目，发现了他们的收视者。至少有两种人在午夜11点后仍然重视电视。一部分是把电视作为一种生活的人，他们可以用遥控器搜遍全部频道。他们的职业大多包括退休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以及热爱国家关注时事的平民百姓等，收视的随意性注定了对于节目的挑剔，能在11点后选中目标栏目，并能让他们在睡觉前，静下心来听你讲解20分钟，必得有过人之论。
第二种人是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这个时间才有空坐下来看电视的人群。他们中有知识分子、商人、学者，更多的是政府官员、决策层和媒体从业者，他们忽然发现：“这个以梳理当天内发生的重大的国内国际大事的节目，很有看头。它能够告诉我当天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解释事件，所提供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线索令人耳目一新。”（引自《南方周末》）
这样的节目对于在午夜回家的中国现下最忙碌的也是最重要的政商两界成功人士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没有人会比中国人更加关心政治了，尤其是了解政治的动向对于自己的商业与仕途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时候，这个栏目似乎忽然有了另外的意味与用途。但起初相当多的人看这个节目，不过是想知道在新华社、央视之外，外界对同一事件的另外一种说法。作为谈资来源出现的这个栏目与它的主持者，都似乎有了特别的意味。内地的观众由开始关注这个栏目，转向关注那位一头华发的老人与说话有点特别的主持人董嘉耀。至少在中国的电视台上，想找到像美国华莱士、丹·拉瑟一样老的主持人，几乎不太可能，而曹景行先生的阅历与年龄，成为观众信任他的理由。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6）
一家国内调查公司在进行一项卫星电视栏目随机调查时的偶然发现表明，这个午夜11点后的非黄金时间段的节目，收视率极高。而这部分观众的“含金量”，对苦于四处寻找高质量的广告收视目标客户的广告主来说，极为重要。
引人注目的其实是这个节目对于信息的梳理方式。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出现两种局面，每天的分分秒秒，有关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详细信息被传送到全球各地交易所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的屏幕上。任何事情都无处藏身。但随之带来的就是人类相同的困境，信息过剩泛滥。阿尔文·托夫勒认为这会使人心力交瘁。中国大陆同样必须面对此类问题，可又有更为特殊的处境。相当多的人面临着一部分信息过剩，但又缺少真正的信息来源。他们需要重要的信息，也更需要真实的信息。有时候真实比拥有更多的信息重要。《时事开讲》客观上扮演了这个角色。曹景行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帮助更多的重要人物们把握信息的过滤器。如同《默多克传》的作者肖克罗斯所说，“传媒的任务不就是筛选、提炼、解释和传播信息吗？”
当然曹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有观点的传播者，他用自己的经验与判断，为政商两界与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与角度。但到了后来，他发现，观点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否抓住问题、提出问题，同时提供更多的与众不同的信息。对于信息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你的立场与观点。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不是要你表示反对什么、支持什么，而是更多的真实的信息。同这个特立独行的节目与他本人一样，曹景行因此而被《南方周末》视为“电视时评第一人”。
华语圈的观众很快被这样一个平时只有在平面媒体上才可以看到的时政评论式的栏目吸引。当然被吸引的是比形象更重要的观点。大家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一些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事件全景，听到了异于内地对于一件事的态度与客观中肯的分析。更多的人惊异于曹景行所评述事实的态度与方式。他在起初的时期，用了相当宏大的记述方式，每天剖析台湾“大选”，对于并不真正了解台湾地区的大陆观众来说，你介绍的任何画面上的东西都是新闻。在这个破天荒的节目中，曹景行有上佳的表现。他最早预测了国民党的失败，他站在台北的民进党的总部前，最早告诉大陆观众陈水扁可能上台，以及此后两岸政治走向。在凤凰卫视“5·20”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就任的直播过程中，他更是现场向大陆观众介绍更多的情况。《时事开讲》和整个凤凰卫视对两岸的互动发展，起到了相当独特的作用。他与主持人董嘉耀最早对于台湾新闻的处理，改变了大陆人对于台湾的认识，这种民主与文化内涵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使《时事开讲》成为一个极好的桥梁。
台湾的《中国时报》2002年在介绍凤凰卫视的文章中认为：“北京高层普遍都有收看凤凰卫视新闻与评论的习惯，尤其是特别注意台湾的新闻讯息，近几年凤凰卫视加大了对于台湾新闻的传播。其中最早的对于台湾事件的深度评析，则始自《时事开讲》。北京对于台湾当局政治与其他方面情况的掌握与理解，很多都是透过凤凰卫视而来的。”
曹景行几乎在每次台湾的选举与重大的活动时，都会前往采访或观看选举。诸多台湾重要政治、经济人物，也透过这个栏目，发表对于两岸事态的看法，备受两岸间各方关注。
至少有两次，细心的人们发现，曹景行与凤凰卫视的美女主播们一起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会与十六大现场。内地的媒体认为，曹可以更切近地观察到当局的现场。事实上他的评点与表现也越来越有力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后，《时事开讲》最早地进行连串解读，制作了开讲特别节目《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邀请曹景行、邱立本、陆建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朱文晖先生，由董嘉耀主持。这期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起到了重要解读作用，且指向准确，解读有力，并被海外传媒认为是中共近年来改革的新动向。其后，曹景行在对十六大代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榜富豪江苏沙钢集团总裁沈海荣的专访，也引发海外关注。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7）
各界对于这个节目的格外关注，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
经典的说法是，北京高层普遍有收看《时事开讲》的习惯，人们习惯了这个节目的解读方式，甚至把这当成某种了解国内国际大事的一个“新闻筛选机”，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直达要害。
每年的人大与政协两会召开期间，因两会代表不能在开会期间会客与外访，收看《时事开讲》就几乎成为代表们的定例。一位代表讲述：“大家很在意这段时间《时事开讲》的节目，因为他们讨论的要点往往披露的是海外媒体、政界对于大会的看法与意见，关注点的不同使大家愿意把这些当成自己处理一些意见的依据。更多的人也把这当成一个谈资。”凤凰卫视香港的站位与人们对其背景的诸多猜测，使更多的人把这当成了一个消息来源的中转站，并把他们的新闻与评论当成某种力量与群体的代言人。
而《时事开讲》的选材，也总是与当局所有重要的事情相联的即时评述，更像是一台“信息梳理机”与“观点提供商”，这个商品的独特，被人们当成了一个重要的论点指标与消息来源。
与此类似，则是中央党校的一个收视群。在收到的许多反馈里，曹景行与董嘉耀总是会发现一些党校教授的意见。作为国内重要的中共后备人才的基地，每年去那里受训的官员，都能观看到这个节目。相当多的时候，党校的教授们会就某个《时事开讲》中讨论过的问题，拿到课堂上与官员们交流。
2000年4月香港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抢救几件当年被抢的圆明园国宝的神秘中国人成为新闻焦点，传媒争相希望报道这位神秘出手的陌生人。出人意料的是操作此事的易苏昊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时事开讲》主持人董嘉耀先生，把第一报道权给了凤凰卫视。易先生的答案十分简单，我有必要把保利集团购买国宝的动机与原因告诉大家，但为了避免各种不实的报道和猜测，我们给了董嘉耀先生，因为我时常看他主持的《时事开讲》。当时央视与国内许多媒体，主要的报道材料都来源于凤凰卫视。
评论员们的影响力正在超越他们认定的内地市场。香港《大公报》百年庆，来自东南亚以及全球不同国家的华文报章的媒体老总云集。评论员们应邀参加。稍后加盟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先生被在现场的许多老总认出，并告知他，这个节目在俄罗斯、东南亚都有很大市场。来自美洲的一家华文报章的老总说他透过美洲台天天收看《时事开讲》，“结合《时事开讲》的评论与中央台播报的新闻事件，对照着看，成为海外华人的一个重要的收视习惯。”
2000年，东南亚华人团体开始透过不同的管道邀请他们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地演讲。评论员们干脆把《时事开讲》开到了东南亚一带。2002年间，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当地的新潮州八邑会馆邀请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等人现场演讲。他们的门票卖到了30新币，演讲现场找他们签名的人龙排了很长。去那里听他们演讲的人包括了中国驻新大使馆的高级参赞以及新加坡政府的部分官员。这位高级参赞还说他们的“开讲在新加坡的影响很大。除了当地的华人外，据我所知，政府与许多新加坡人，都是这个栏目的观众”。这位参赞说东南亚的几个大使馆经常收看这个节目。他们对“9·11”的时事分析感受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