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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敏感的两岸问题外，如何评论大陆问题，也成了考验这把尺子的一个重要衡器。其后内地观众看到了不同于他们习惯的解读方式。他们的海外方式至少使大陆观众大开眼界。出彩与让大家难忘的几次重要的人大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现场采访时的解读，代表了海外对于国内事件的独立角度。他们使用海外媒体从中共发表的公报以及新华社的消息中寻找新闻的方式，告诉内地观众新的理解。著名的“富人入党”等问题的提出，就是曹景行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七一”讲话时注意到的。他提醒当晚担任《时事直通车》主播的董嘉耀，把有关内容作为当晚新闻的要点播出，第二天，他们又在《时事开讲》中，专门讲述这件事的深层含义。
何亮亮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析能手。对大陆背景的了解以及对于内地事件的深入研究，使他们看同样一件事的时候，更能指出其内在的不同。有关内地的话题，敏感甚至引起反响的包括：孙志刚案与司法监督，中国的腐败问题为何严重，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三农问题”的严峻等。
对于时事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被观众诟病的某一部分解读立场，正在组成《时事开讲》独特的风格。它的商业化考量以及对于生存最大限度的关注，使这个节目正在成为某种商业化利益下的最有力的一个案例。至少他们在努力进行着一个用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实验。
《时事开讲》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审稿
◎ 凤凰卫视是其落地区域法律严格监控的重点目标
意识形态的政治解读方式固然是《时事开讲》必须要恪守的一个重要砝码，那些关于政治方面问题的声音仍然遮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时事开讲》并没有想象的宽松，他们仍然受到相当多的“管控”，严格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大陆电子媒体的行规。
《时事开讲》作为凤凰卫视的组成部分，“享受”着监管环境对于凤凰卫视的一切管控与监督。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全球性的传媒，它的观众正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覆盖着几乎所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它的大多数观众集中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日本、韩国，乃至欧洲和北美地区。事实上资讯台的成立，更把市场推到了非常广泛的地区。与内地电视台只接受中国政府法规的管控不同，凤凰卫视的国际化形态使它必须面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要求和游戏规则。凤凰卫视的商业化原则决定了它必须无条件接受落地区域的严格监管，而且要以不触犯当地的法规作为原则。这是他们能够进入当地的基本条件。
曹景行在接受上海华东师大同学的现场提问时说：“大陆有大陆的情况，香港有香港的规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香港本地的法规，也就是说，我们开讲时的度，首先不能越过香港电检方面的管控范围。香港有些新闻限制比大陆还要严格。比如大陆某些杂志上照片的暴露程度，在香港是不可以的，是要罚钱的，所以，《时事开讲》首要恪守的是《香港本地新闻守则》，一切以这本守则中所讲的标准进行分析与讲话。”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回忆他最早加盟凤凰卫视时，当时的分工就是进行节目主审。他的依据就是香港的广播电视条例与这本《香港本地新闻守则》。相当多的香港职工与内地去香港工作的人员，都处于一个互相熟悉的过程中。他们双方互相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传达两地不同的法规。潘红星讲述了当时内地员工面对许多过于严苛的标准束手无策。除了政治方面的规范外，更多的涉及一些比如不能将青少年的脸部暴露出来，不能挑起宗教冲突，不能在电视节目中标注商家具体的名字，不能通过不正当竞争来打击别人等。
第十章：传媒特区（4）
当然，关于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他们反而好处理一些，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面对大陆的收视习惯。据称广电总局有专人审看获准进入中国的海外电视媒体。
真正的挑战仍然是在凤凰卫视开始涉足时事新闻之后。《时事直通车》的开通，关于新闻方面的政治敏感度的东西正在凸现出来，因为没有标准，如何面对两岸的称谓，朝鲜与韩国，意识形态完全抵触的东西如何处理，每次都让潘红星非常头疼。尤其是香港本地的记者
，对于大陆与两岸间的问题处理方式单一。香港常提到“中港台”，一开口就说“国内”，似乎自己身处“国外”。许多新闻要素又不能不从头讲起，解释起来相当麻烦，往往解释完了，大家仍然不清楚，反而更糊涂。有时候港人又表现得相当“左倾”，把新闻改得索然无味。
董嘉耀加盟后，潘红星就把两岸新闻部分交给董嘉耀把握与制作。也是在这个时期，董学习到新的处理方式，因为他懂得“平衡”。例如台湾方面表态一件事后，他们会同时顾及国台办的意见。北京国台办常常只有书面声明，没有画面，他们就用电视字幕等电视化手段补充。观众反映不好看，但至少在政治的处理方式上显得更加成熟。
港式新闻训练给了董极好的历练，《时事开讲》开播后最初的一些称谓以及方式，都使这个节目显得更容易为各方接受。在香港，STAR TV专门有人审看节目。曹景行庆幸地说，这个节目的播出时段“占了便宜，因为播出时间在半夜，负责审片的已下班了”。曹先生开玩笑地说：“文涛的节目他看得很严，有时要剪裁。因为他那会儿会说一些段子、放一些少儿不宜的片子。”凤凰卫视的节目至少要经得起落地区域内法规的考验。曹先生在向一家媒体解释时说：“凤凰卫视凡落地的地方的法规，我们都得遵守，决不能违规。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日本、包括大陆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落地，我们这个节目至少要接受所有落地区域内的法规的监管。因为这牵涉到凤凰卫视能否在当地生存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基本标准。”
《时事开讲》的一些基本的禁区与这些国家较敏感的方面相关。在有数百万观众的马来西亚，宗教与种族问题比较敏感，在“9·11”之后，更是如此。在报道这方面的新闻时，他们会小心求证，以免因某些方面的不准确，被马来西亚方面投诉为你在煽动种族或宗教不和。至于新加坡则不希望外人对其 内政指手画脚，这成为他们恪守的一个要则。当然，曹先生认为，《时事开讲》必须遵守香港和各地所有市场的规则，把对这些问题的限制都考虑进去。“新闻自由只是一个原则，要落实到现实的运作中去。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时事开讲》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时事开讲》节目的准直播状态，使主持人董嘉耀显得分外重要。许多时候，这个节目仍然会出现“不合时宜的说法”。特别是请一些特邀嘉宾来做时。董嘉耀认为自己做主持人的心得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修正”。他时常会面对嘉宾们情绪激动时所爆发出的过激言论。这些言论有时候董觉得无关紧要，也就放过去了，但遇到某些过分言论时，他会想办法中和或者把这句话的杀伤力稀释。这些就是董嘉耀所说的“技巧”，也是为了凤凰卫视的生存。
赵启正在《时事开讲》做节目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个准直播节目
◎ 这个简单的节目开创了中国言论可以达到的自由空间与底限
《时事开讲》的时间段以及它本身的力量，使这个节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诸人对于时事的“度数”的精确把握，使这个节目越来越受欢迎。
这种空间显然来自于评论员的经验与凤凰卫视高层的“放任”，他们几乎成为凤凰卫视的“免检产品”。这个“免检”的过程显得有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除了那些存在于纸上的法规约束，没有人去管他们的实际操作。评论员们在这个节目里享受到“极大的权力”。
第十章：传媒特区（5）
主管这个节目多年的节目总监钟大年承认，凤凰卫视高层其实从一开始就“基本上不管”。《时事开讲》的话题都是在一种极其自由的状态下自己运作。
最初开始研讨这个节目的基本走向时，高层顾虑在涉及国内的话题时要慎重，因为许多东西没有成例可引，“简单说不讨好，说多了不好说”。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保持节目的客观中性的立场。对事件的说法，要尽可能地援引某某人的说法或者其他报刊的观点。这就是为
什么曹先生在节目中常说某某报如何说，某某人如何表态的由来。
高层似乎只为他们画了一个圈，其他的则一切均靠他们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开拓。高层对于“节目空间”的开放，给他们极大的压力。何亮亮自述自己首次上节目确定题目时，不过是他与嘉耀两人碰了下头，就确定了当天所讲的内容，甚至没有将要讲的题目通告一下言论部总监曹景行以及其他高层。这个节目录完后，何亮亮发现竟没有任何人去审查，就在当晚原汁原味地直播了。这种准直播状态令人过瘾而又刺激，但责任与风险共存，主持人和嘉宾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阮次山首次做嘉宾时，也很佩服高层的胆识，对这样的机制感到吃惊。主持《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先生，则认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管这个节目。一切都要靠自我审查”。
窦文涛对老板与“院长”的胸怀抱着尊崇。他认为这样两位曾在大陆体制内工作过的人，竟然可以对他的节目从来不审，并且出了事还会告诉你，责任与你无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