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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曹景行认为，凤凰卫视设在香港，不可能随时找到能讲普通话的各方面专家，只能建立自己的评论员队伍，结果反而形成了某种优势。实际上，电视中的新闻评论就是“资讯快餐”，及时满足观众的需求。他们如果想听专家更深入的分析，自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电视不是全能的，凤凰卫视更不是“满汉全席”，不想享用“资讯快餐”的观众，可以把这只当成一道新闻宵夜好了。
评论员权利正在成为某个符号。人们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利用这个观点去作为自己的身份延伸。《时事开讲》作为一个商业化极强，但内容极其严肃的节目，仍然无法逃脱人们对其电视商业化附性的质疑。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1）
“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讨论事件
◎ 有关方面认为：你们的讲话很有分量
外界注意到，对大陆事务的探讨，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得小心而有节制，但也会出乎意料地爆出火花，显露锋芒。他们先从单纯的会议入手，连续几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已可
以看到吴小莉们身边站着评论员们。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曹景行。至今他仍然在著名的两会上充当现场的评论，给当天的采访寻找最新的材料，提供新的观点。
他擅长的手段仍然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解读北京的重大政策变化。会议是决定中国未来或者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也是对外开放的可以观察中国政治生活的极好时机。这些对于中国甚至世界而言相当重要的会议，人们可以从公报或者官方媒体上找到相应的解读方式，也可以从《时事开讲》寻找评论员们的独特看法。
曹景行的说法仍然引起大家的兴趣。曹景行会从会议的公报中，努力寻找大家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淹没在公报中的真实的意图，从而探寻政府下一步的重大政经动向。他的这种方式，其实与相当多的海外媒体驻京记者类似，大家都可以从他们的研究结果中寻找到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以及各取所需的新闻解读。问题是他们关心的是否与中国百姓关注的一致。曹景行的本事就是从中找到中国及其他华人世界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从1998年开始，他数次评论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中共十六大时，他更是来到会议现场作评论采访。他在现场的解说往往成为内地媒体引述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把他当成一位明星式的老人，让他的身影出现在内地关于这些会议的报道中的花絮部分。
每年一次的“两会”是中国决定未来与政府人事变动的窗口。研究中国这种决定性的会议正在成为评论员们的功课。当然，这种努力包括了他们的责任。向当局提供海外真实的信息，向更多的观众传达海外对于这些会议的多极看法，也向海外传达内地真实的意图。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先的披露到最后的定型，曹景行与董嘉耀一直都给予空前的关注。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天是周末，曹景行在家收看“七一讲话”直播。曹先生敏锐地感到这是中共执政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他马上打电话给值班主播董嘉耀，建议在当晚的《时事直通车》中，把有关“新的社会阶层，都是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应当吸收入党”的内容，作为当晚的报道要点突出出来。事实上，这样的解读对于曹景行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字里行间寻找到当局的最新的政策，不过是他的一种能力而已。此后，他在周一的《时事开讲》中，专门就此进行了解读。
事件仍在以超出他想象力的速度发展，关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新思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的反响。持续的讨论，以及国内不同人的看法正在成为新的热点。海外媒体对于国内的这种讨论的解读，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偏见、流言正在混淆媒体的公器身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各通讯社持续的讨论，似乎不断地在为此事加温。
老板刘长乐在观看了他们的几次讨论后，认为篇幅太小，不便于展开，提醒他们可以做一期特别节目，专门就此事进行一次集中的讨论。刘长乐敏锐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希图传达海外不同的看法，至少给自己的有效收视阶层以有益的提示。
曹景行与董嘉耀商量了这个长达两小时的特别节目的形式。他们设置了四节，每节就一个话题放一段江泽民演讲的电视画面。在嘉宾的选择上，他们邀请了《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建华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朱文晖博士。曹景行则是这次特别节目的主导者，主持人自然是董嘉耀。他们确立的主题似乎中性但却深有寓意：“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2）
曹先生称江泽民讲话选择的时机相当重要。他的解释是，江泽民在此前一年提出“三个代表”之后，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全面阐述“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体现在什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上，如何体现“三个代表”等问题，这一次就全部讲清楚了。这有点像1979年的“三中全会”，时机选择得很合适。
曹景行说：“这个时机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2002年要开十六大，如果现在
再不做一个明确的阐述的话，十六大就会错过。假若十六大的机会错过，那么一个党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更新的机会就失去了，如果这个不解决，可能要等到十七大的时候，又是五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北戴河会议’刚开完，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高层的统一，接着就应该有一个‘中央全会’，然后是明年的十六大，甚至可以再预料到下面的人大，人大会涉及到《宪法》的问题，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时机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中共正好是80周年的一个回顾，这个背景很好，这个时机点很重要。” 事实上，曹先生所认为的“三个代表”入党章、入宪，今天已经变为现实。
陆建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以后，到现在八九年的时间，现实的变化和理论的需要对中共构成了双重压力。来自现实的压力，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革进程，在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停顿过，变革引发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单纯依靠过去的理论没有办法描述它，也没有办法去说服解释它，更没有办法从理论的角度来指导一些具体的改进的东西。”
邱立本说：“旧理论没有办法来描绘新的事实，就像过去讲，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但是这样的提法能解释中国现在的现实吗？不可能。所以必须要换一种新的。江泽民讲话中的理论含金量值得重视，它等于是说要承认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整个社会往市场经济靠拢，私有企业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这个现实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整个中共理论怎么样来配合现实？怎么样来解释新的现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有破，又要有立。”
评论员们相信这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相当于“中共第三次思想解放”。朱文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大的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是另外一次，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这次比过去两次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非常强调经济方面，就是生产力方面。这一次在“三个代表”中的“两个代表”实际上不光是生产力方面的，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新的历史形势和国际环境下，中共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发展，现在许多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所以这个理论的意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
尖锐的邱立本提出，这些年以来中共本身基本上是回归到爱国主义。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到申奥，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强的民气，但这一切全部依靠的是爱国主义。怎么样面对新的世纪？尤其是中国现在要面对全球化，必须重新面对新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 “三个代表”理论基本上是中共重新焕发作为执政党主观能动性，来凝聚全国最优秀的头脑，能够掌握最有爆发力的创意，使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
交锋的热点问题是：“资本家入党会改变党的性质吗？”深谙内地对此理论看法的陆建华提示，关于资本家入党在大陆有许多争论，而且有些人还是以写意见书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看法，理论界也有争论，就连普通公众也有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怎么样看待社会中拥有财富、拥有资本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不是必定和共产党的宗旨或我们国家的建设方向相矛盾冲突。陆建华认为对这段话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可能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要有钱的人，只要有资本的，就涉及到资源的原罪问题，再就是他们的利益肯定与公众利益相冲突。陆批语说：“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观点和理论前提究竟是过去的教条，还是脑子里经验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3）
曹景行说：“海外有一些人将此问题过于简单化，把这个问题叫老板入党，中国变成老板党，或者是镰刀、斧头要换成金钱。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实际上和大陆反对派的想法也很接近，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化，就是老板入党。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讲话当中，除了谈到这些私人企业家，还谈到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