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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治国无才，治军无方，耍心计则是一流高手。他寻寻觅觅，看准宋家大姐愿意暗中保媒，便极力笼络。宋蔼龄眼光独到，认定蒋介石的权势仍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蒋宋联姻对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是有百利无一弊，一荣俱荣的道理她绝对懂。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不足为虑，宋美龄已认定蒋介石是位铁腕超人，只要老太太肯点头，此事即可玉成。为了向宋家上下表明求婚的诚意，蒋介石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姚冶诚脱离关系，送陈洁如去国外“考察”。这位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竟成了美猴王，拔两根寒毛一吹，“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居然成了中华民国天字第一号的“钻石王老五”。经过宋蔼龄孜孜不懈地巧妙疏通，倪老太太明白小女儿已心有所属，蒋介石也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他答应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美龄啊美龄，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美的可不是年龄，老太太心一软便pass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儿孙自有儿孙福。”
宋美龄对刘纪文食言毁约，自感愧疚。她决心给那位华而不实的“未婚夫”以优厚的补偿。她通过大姐，大姐又通过张静江，向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任命刘纪文为南京市长；第二，给他一百万元现金；第三，蒋不得干涉她与刘的正常交往。此时此刻，别说三个条件，纵然有三十、三百个条件摆在面前，娘希匹的管它们做得到做不到，蒋总司令都会满口应承。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二十九岁的宋美龄为妻。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
宋美龄做了将近半个世纪（1927～1975）的第一夫人，论时间，论权力，论风光，论荣耀，她都远远盖过了只做了十年（1915～1925）第一夫人的二姐宋庆龄，其“国母”的成色显然更足。这两姐妹一母所生，一父所教，学识、才华旗鼓相当，她们的气质、性格、为人、行事却是两重天：宋庆龄端庄，腼腆，谦抑，冷静，保守，刚正，从容，分寸感强，眼睛里搁不住沙子；宋美龄则娇媚，大方，张扬，热情，开放，灵活，风风火火，亲和力足，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宋庆龄崇尚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宋美龄则主张精英治国，强人掌权。宋庆龄亲共亲俄，宋美龄则反共亲美。因为性格和志趣差异太大，她们终于各跑各的道，各唱各的调，在寒光闪闪的政治悬剑下，丝丝缕缕的亲情维系自然是微乎其微而又危乎其危。
二、人各有志
宋庆龄忠实于孙中山。她要继承其遗志，传播其思想，弘扬其精神。在她眼里，蒋介石道德品质败坏，政治品质尤其恶劣，是不折不扣的孙门叛徒，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政客。当初，在小妹的婚事上，她听从大姐（宋蔼龄）和大弟（宋子文）的劝告，保持了缄默，但对于关系政局和国势的大是大非，她是绝不会听之任之的。然而，她在宋氏家族内部很难找到知音，大姐和小妹拥蒋自不用说，宋子文先前异常鄙薄蒋某人，现在入了阁，当了财政部长，态度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认为蒋氏比共产党和俄国人好。宋子良和宋子安涉世未深，政治态度尚未明确。宋氏家族内部惟有她坚决反对蒋介石，因此感到十分孤立。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在短暂的权力真空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耍魔术手腕，拉拢各派强梁，提携亲信，树立死党，把军权和政权牢牢攥在手心，从而彻底背离孙中山晚年的大政方针，独行其是：拒俄联美，清党铲共，压制甚至消灭农会工会。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眼看着蒋介石越来越反动，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越来越背道而驰，又怎能不怒火中烧，拍案而起。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宋庆龄曾被一些国际友人赞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于是，未曾与她谋面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娘子军”的首领也像法国历史上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女英雄贞德那样高大威猛。见过她的真容后，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安娜·路易斯·斯特恩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似乎与铁血飞迸的革命斗争不太相称。”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其卷首题词为：
献给S。Q。L（宋庆龄）
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927年7月下旬，宁汉合流，汪蒋携手。从此，宋庆龄与蒋介石决裂，甚至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不为反动派张目。同年8月27日，宋庆龄乘海轮前往苏联，与她同行的是秘书陈友仁。美国的某些报纸借机大造谣诼，说宋庆龄厌倦了寡居生活，正考虑与陈友仁结婚。这条标准的假新闻使她的精神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刺激，脖颈上的神经性顽癣急性发作，奇痒难忍。
尽管蒋介石毕生自诩为“总理的学生”，宋庆龄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孙中山的影子。因此，对于这位青帮出身的领袖，她的三部曲便只可能是：排蒋——反蒋——倒蒋。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骨肉之情，碍于大多数国民党官僚对宋庆龄的尊敬，虽恨之入骨，使尽了诬蔑、诽谤、恫吓的卑劣手段，却不敢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捕杀宋庆龄身边的忠实战友，以达到恶毒泄愤的目的。
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在下野的前夜，密令其侍卫长王世和杀害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长邓演达。出于义愤，宋庆龄于12月19日发表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正告世人：“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她毅然与国民党割袍断义，该是多么绝望和痛苦。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不愿与那些日益蜕变的政客同流合污。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遭到特务狙击，遇刺身亡。杨杏佛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宋庆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一位敢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真正光明的民主人士。他的遇害使宋庆龄彻底看清了蒋某人比魔王更邪恶更狰狞的面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犹如狂犬病发作，总不能以常情常理去揣度。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名常务委员（沈君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突然被捕。宋庆龄使出冯玉祥所教的“绝招”，以国母的身份，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从而激起了旷古罕闻的“救国入狱运动”。这一智举最终使蒋介石陷入极大的被动，翌年7月，他被迫释放七君子，以取得国人的谅解。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曾对记者坦言：“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变后，埃德加·斯诺灵机一动，又问她：“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最终使她留在了大陆，等待新中国的建立。她一生对权力无欲无求，但当她先后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时，她欣然接受，视之为莫大的光荣和责任。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敬佩他收拾乱局的铁腕和聚拢散沙的谋略，也渴望获得一个尽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浸润了十多年，到头来却欣赏一个极力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军棍子，很显然，她的个人野心在作祟。
在宋蔼龄和宋美龄看来，国家就是公司，只不过名目不同，规模有别，其实管理方式一样，运作方式也如出一辙；做总裁的必须有绝对权威，家族成员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基于这种理念，宋美龄的爱国便相当于爱家，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使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更具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无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欢冒热气，二姐高兴泼冷水，真是一对有趣的冤家。
宋美龄有魅力，有胆魄，才思敏捷，擅长外交辞令，权力欲望强烈，特别能折腾，对此几乎无人置疑。最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为宋美龄鞍前马后效劳，飞虎将军陈纳德对她也是一见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