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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我们如果断定制作者是想同时满足审美上的和实用上的需要，也是很稳妥的。物品固然要合实用，但也要有快感。我们已经说过，最简单的用具装潢，在每个民族中都是有的。就是原始民族中最贫乏的翡及安人，我们也发见他们有好些极光滑平正的用具。
但是真正的用具装潢，却是只有澳洲人、明科彼人和北极人间才有。装潢是蛮族艺术中已经相当受世人共同彻底注意的唯一艺术。近年已有人做了许多关于野蛮民族的装潢的研究工作，可惜没有人研究过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最低民族的装潢艺术。原始装潢艺术只有过东鳞西爪般的散篇文章发表，还没有人深入研究过。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手来修理出一条道路来。
生长在这片瘠土上的装潢艺术的形式是既不华丽也不繁复的。澳洲人，明科彼人和一部分北极人，在用具上所刻画的花样，都会使欧洲人想起几何的图样来。那些原始装潢是常常被人描成几何形的；因为事实跟名称很容易混淆错合，所以竟有人将那些几何形的花样来做最简单的人类也是天生爱好最简单的美的关系的凭证。当然他们的这种武断并不需要证明，因为这和大多数的艺术哲学一样，是建筑在所谓“先天”上的。但是原始装潢并不像外观所表现的那样。我们将会知道它们根本就没有和几何图形相同的地方。
完全由自己想像构成的图形，在装潢艺术上从来没有占过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文明人群中也是比较的少，在原始民族中更是绝对找不到，装潢艺术完全不是从幻想构成的，而是源出自然物和工艺品的。
原始民族的装潢，大多数都是取材于自然界；它们是自然形态的摹拟。我们现在的装潢艺术也很多取用自然界的母题；我们一看四周就可以看见——地毯、桌毯、花瓶等上面在在都是；没有一件装潢上不是点缀上花、叶、藤的。所不同的是文明民族的装潢艺术喜欢取材于植物，而原始的装潢艺术却专门取材于人类和动物的形态。我们所有的植物图形装潢是如此的丰富美观，而在他们却连萌芽也没有。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出这种分别有着颇重大的意义。
原始装潢所摹拟的原型，实在很不容易追究。我们熟视澳洲人盾牌上的曲折线形或菱形，或许觉得我们摹拟动物之说不免有点武断；但是承认我们大半指证不出来，却是更加武断。当然我们能指证出来是一个奇事。澳洲人的装潢艺术就从来没有人很有系统地研究过。就是在布拉夫·斯迈斯（Brough Smyth）的名著中，也不过草草的提了一下。实在说，没有一个人曾下过苦功去追究当地土人这许多图谱的意义。那么，在如此的情况下我们怎样能够正确地加以解释呢？第一、在事实上，低级民族的装潢的研究（澳洲人的装潢也应该作同样的研究）的结果，大多数都是摹拟人物和动物的。例如，巴西部落的装潢艺术，恐怕没有地方有比它们再像几何形的了。欧洲人在博物馆中看见这种直线的图样，一定很容易想到自然界形象以外的东西上去，而不会想到自然界。但是那曾经往当地去研究过的挨楞李希，却使人无可置辩地指出了它们拟的都是动物或动物身上的一部分。“在巴卡伊利（Bakairi）人的酋长家中，”他说：“墙上有长条的黑色树皮，上面用白泥土画了许多鱼的图形和其他巴卡伊利人装潢品上常用的图谱，我们很容易由此说明它们的原来用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事实：这些外观看上去像几何形的图形，其实却是减缩化了的实物的描写，而尤以动物的为多。像煞波浪形的曲线上加上交错的点子是代表森蚒（anaconda 巨蟒名）北上的粗大黑点；在四角上涂黑了的菱形，是表示咸水湖里的鱼；而一个三角形并不是代表几何的简单图形，却是女人穿的三角短小的衣裳。”1卡拉耶（Karaya）人装潢品上的图谱，种类有曲折线、弧线、圆点、菱形和杂形的D字，方块和三角用得很少，圆圈是完全没有的。在盛古（Xingu）民族的装潢艺术中，这些任意画出的几何形构图上大半有重复而惯例的花样，也是根据一定的实物的。可惜我们不能完全指定是摹拟自然界的那种物品。在美国时常被人附加上许多凭空假定的那种屡见不鲜的十字形（见第二图a），在此地不过是一种蜥蜴而已。谁如果看见过苏木林内瘤状多孔庞大的黄蜂窝，他就马上会认出那种木梳上的装潢是什么来（见第二图b）。我们也能说明那展翅的蝙蝠（第二图c），和最常见的蛇的图象（如第三图b为响尾蛇，图c为Cassi－nauhe蛇，a为另一种蛇。）真正人物和动物画图，只有布须曼人和埃斯基摩人才有，卡拉耶人是没有的。2挨楞李希的这个发见并不是孤立的，只是很值得注意的大群中的一个而已。荷姆斯（W．H．Holmes）曾用许多图形作比较，证明印第安人陶器上许多好像纯几何形的图形都是短吻鳄鱼的简单形象，而另外有些却是各种动物外皮上的斑纹。3耶尔马·斯托尔普（Hjalmar Stolpe）用同法去研究拉罗同加·图部爱（Raratonga－Tubuai）部落几何形的装潢艺术，发见那些大概全是简化了的人物形象所构成的。4在以前兰·福克斯（Lane Fox）也曾经把一幅新不列颠人的完全不象形的图形，考据出是一幅人像的作品。所以在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论在那里都可得到同一的答案。可见我们从各种中收集起来的关于澳洲人的装潢的记载，都是很有断然的意义的。昌西（Chauncy）曾经说：“有些古代民族喜欢在盾牌上涂饰上许多形象，诸如鸟、兽和其他自然界物品等。西澳洲土人也喜欢在小盾牌上作同样的装饰。5斯迈斯氏关于维多利亚部落曾经说：“他们在盾牌上用粗陋的线条来表示鬣蜥等动物的图形。他们袍服上饰上自然界的东西。有一个土人告诉部尔马（Bulmer）氏说，他绘图的意思是从自然界视察出来的。他手杖上的花纹就是从一种他们叫做‘克郎’（krang）的幼虫临摹下来的，他从蛇皮和蜥蜴皮上临摹出许多花样。照部尔马氏所知道的说，该地土人从来没有临摹过植物和花朵的式样。”6部尔马的报告解决了关于澳洲人装潢的疑难问题。它非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说明这种事实，而且还指示出我们在以前为什么不能说明它的缘故。如果图中已经将整个动物的全形画出，那么不论图形是如何地变化歪曲，我们也一定能够约略指出原物的类形；但是大多数的澳洲人图形都是动物体上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原来都只要代表外皮上的花纹；尤其是在自然物体的形状表示得非常图案化的时候，难怪欧洲人不能确定它的用意（见第四、第五图。）我们的解释法我们已经说过是不可以严格地证明的；不过那种把原始装潢看成独立的几何形绘画的旧说，并没有较容易证实一点。我们的观点是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其他的原始民族的性质相调和的，所以比较地还可信一点。别的观点的论者，除了先人的印象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护他们的不可信的假定——挨楞李希已经告诉我们，那些第一印象或许是惑人观听的。所以在没有更好的理由来反驳我们的时期内，我们可以自信我们说昆斯兰德地方的盾牌上的图样不是几何的造形而是蛇皮的摹拟这句话是不错的（见第四图b。）那树皮制的盾牌，是摹仿的鸟形（见第四图a。）另外两块上的菱形和曲折线是代表的毛、羽和鳞片的便化图样（见第五图a、b。）除了这种动物的皮纹外，澳洲人还把整个的人类和动物轮廓用在装潢艺术上。袋鼠、蜥蜴、蛇和鱼的轮廓时常刻在棍子和飞去来器（Throw－Stick）上，也有刻上他们作“科罗薄利舞”时伸手投脚的姿势的图形的，那些图形的做工，普通都是非常的便化，但是里面的用意却往往使人一目了然。某一种武器上，刻的图画更使人难解，有些是单独出现，有些是和上述的混杂在一处。第六图飞去来器上的花纹，如果不是澳洲人自己说出来，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它。上面网状的线条，原来是一幅地图。“这是一个咸水湖，或就是勃罗艮（Broken）河的一条支流，而黑线间的空白就是飞去来器的主人的那一族人居住的地域。”7旁的狩猎民族也能够画地图，我们对于埃斯基摩人精致的速写，知道的更熟悉；但是像澳洲人一样地能够把地图装潢在武器和用具上的，却没有看见过。这自然是很显然的，澳洲人的地图的第一意义并不是一种装潢品，而是一种文字。
明科彼人用白、褐、红色泥土画在用具上的装潢，和用贝壳碎片刻画的装潢，大都很像澳洲人的，所以往往引人用同样的方法去看待它们。但是关于这事件，还没有寻出一个端倪来。关于澳洲人从自然界取画意这件事已反复说明，但关于明科彼人曼恩却断定只会反复使用传统的图样不会加以改变。那些图样是既不丰富又很少变化的。我们看见每一种图样，都只用在一种特殊的用具上，就使我们想假定它们是有一定的用意的。曼恩虽替每一种图案订定了名字，却可惜没有告诉我们它们的意义。将新的和旧的图形来比较研究，或者也能够看出它们的用意来。但是我们所得的材料却不够作这样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只好把明科彼人的装潢艺术是否摹拟自然界的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下。至于埃斯基摩等民族的装潢艺术，材料丰富而生动，问题也就较少。北极人的装潢品，大半都是出于自然界的观察，这事实是用不着长期研究的。只要一看他们雕刻在骨制或木制用具上的图形就可以明白了；刀上的鸟头（第八图c）都表现得很明白，都是很容易认明的。用具的整体很多做成一种动物的形状。第九图a是个骨制的箭擦子，雕成鹿形，b和c是两个针盒，前者作鱼形，后者作海豹形，在收藏人种学材料的任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