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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振铎全集》的另一点意见,就是全集不全的问题。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全集,但此中还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全集”第十六卷为书信,收有郑先生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间编辑《文学旬刊》写的“编辑通讯”,既有此例,为什么不收入他编《小说月报》答复读者的信呢?一九二三年《小说月报》第十四卷中,这类信就有不少,其他年份的也有一些;他编辑的其他杂志有没有呢?我没有查,不敢肯定。说到书信,《新月》杂志上刊有一封郑先生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给叶公超的信,主要是回应吴世昌在《新月》(第四卷第六期)上评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文章,亦未见收录;此外,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年第5期)也有郑先生的三封信(1951。5。10,1951。5。2l,1951。5。21)亦未收录。据李性忠《郑振铎先生的三封佚信》一文介绍:“1951年5月,'郑'曾为宁波李氏萱荫楼、海氏蒋氏衍芬草堂及朱剑心等三家藏书的保护和捐赠问题,连续给浙江省文教厅和浙江图书馆的领导写过三封信,不但及时予以指示,而且仔细安排,使大批珍贵古籍化私为公,得到保护。”书信之外,郑先生编辑《小说月报》时写了不少“卷头语”和“最后一页”,以及诸如“编者按”之类的其他文字,此次亦未搜辑。如《小说月报》一九二九年一月第二十卷一号上选刊有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文前就有这么一段话:
当柏丞先生写完了他的《论所谓国学》,而我的《且慢谈所谓国学》也写了一半时,适之先生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也在《新月》里刊出。适之先生的此作,和我们的意见相差不远,我觉得有使读者们并读的必要。因此,得了适之同意之后,便将此作也选载于此。
据陈福康的《郑振铎年谱》和《郑振铎论》所示,郑先生似乎还有些很有价值的残稿或者解放后的日记没有整理编入。郑先生一九三○年五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是五代两宋文学史的后半部,共有五章,即“词的启源”、“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北宋词人”、“南宋词人”,这些内容后来基本收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经对比,有很多感性的论说文字被删除。郑先生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很有建树,但他在这本书中也有不成熟之处,如将“俗文”和“变文”区别为二,后来因几种重要的变文写本公布,他纠正了先前的误解。我想,这部著作即使因为有多种缺憾不能收入全集,也应该作特别的说明。总之,我觉得郑先生的著作决不止这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