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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能。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学良能做到这一步，能够力排众议、真正实现自己的主张，也并不容易。那时，他不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干涉，而且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令人震惊的“杨常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有人也许会说，东北易帜取得胜利后，天下并不太平，张学良本当团结部属，砺精图治，共保东北河山，以不负众望才对呀，为什么在换旗后不久，就突然处决了在东北领导集团当中举足轻重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呢？有人说，少帅刚刚主政，极需维护他的权威。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张对野心很大的杨、常采取断然措施，消除隐患，从此事无掣肘，有利于巩固东北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有致死之忧，无该杀之罪，杨、常二人的被杀，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的挑拨，张学良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了；有的则认为，杨、常固然是有错误的，但处置的方式是不是过于严厉了？难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吗？实际，这一点张学良并不是没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过，也作过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过，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因为张学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说明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之深，同时也不仅仅是什么政见不同的问题，而实际“是当年东北统治者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很难避免的政变。有的同志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结果，不免有些‘书生之见’。翻开中外的历史，考察当今世界，有哪些政变是事先经过法律的程序呢？当时，张、杨的矛盾已势不两立，杨欲杀张的风闻，亦时有传说，杨之进逼，使张已达到了‘实难忍受’的地步，已远非法律程序所能解决的了。”⑧当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谓：“如果杨‘退归乡里’或‘冥鸿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杨宇霆这样贪恋权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话。’张之除杨，实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杨，东北将政出多门，更加混乱，这是日本侵略者最欢迎的。”⑨
这就清楚表明，张学良之杀杨不是偶然的。说是杨专权跋扈也好，是权力之争也好，总之杨之所作所为已成为东北政权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和严重威胁，既是他要孤注一掷，张学良也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认为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张学良多疑，或谓这是以私废公，公报私仇等；有的说是因为日本人的挑拨，还有的说是中了南京方面的反间计，因“张之杀杨，主要因为杨与白崇禧勾结，白要杨‘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蒋介石探知，密告张，要他‘先下手为强’。”……
这些说法，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若只强调某一点，以偏概全，特别是忽略了促使张学良必欲除之的他的亲日问题，也是欠妥的。至于说，还有的认为杨、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做，“使东北当局的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樽俎折冲的人，东北外交完全委之于南京政府”，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丧，似乎是闯了大祸，这就更未免言过其实了。
对杨、常事件究竟应当怎么看？它的真相和内幕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再作些专门的研究、探讨。而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且待另辟专题，详加评析。
① 引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文摘周报》卢瑞升的摘编文章，原作发表于《文化周报》，作者：王海、连义。
② 张华柱，《辽宁锦县张作霖墓园》，载１９８７年２月５日《西安晚报》。
③⑤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④ 周毅：《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丁雍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述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⑧⑨ 常城：《再论“枪毙杨、常”》，见《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杨常事件
在东北政权中名噪一时的杨宇霆、常荫槐，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杨常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实质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还得先作点历史的回顾。
杨宇霆，宇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赵尔巽督奉，他被调进奉天军械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以军纪严明、治厂有方而著称，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不久，又当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红人。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权欲和野心日益膨胀，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杨认为张学良压不住阵脚，大有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之概，野心更加发展。但不料事与愿违，大家还是推戴张学良主政东北，杨宇霆的美梦破灭了。当时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他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张学良看他显然有情绪，就劝他权且出国考察（其实，真若如是，那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他偏不离开东北半步，偏要逞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也加以拒绝。而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则更骄横了，谈话“一如训饬子弟”。“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听后，不以为然，反而很傲慢地回答说：‘甭提这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杨宇霆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张学良。”①
常荫槐的情况又怎么样？很遗憾，与杨宇霆比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此人系吉林人。１８８８年生，曾任京奉铁路局长、黑龙江省省长。他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视张学良，自以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里流露对少帅的不满，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么！”他把他主管的铁路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抗拒，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③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