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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此也很恼火。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他调来大批宪兵，同时也增强了特务的力量，仅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象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的晏道刚和曾扩情这些特务头目就是用来监视张、杨的；也有的则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为据点，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特务的暗中窥测之中！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人们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不断发扬光大，如当时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流传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这名称的含意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这个刊物是由从上海来西安作统战工作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印的。未过多久风波起，它暴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秘密，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若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保护，高崇民就会被捕，会被送往南京，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原来，那时高崇民等编印这个刊物，是曾得到张学良默许的，不过表面上他不能支持，还得公开查禁，以遮特务耳目。所以，那时这个刊物实际是处于地下状态。印刷、发行，都担着很大的风险，白竟凡在论及此事时，着重指出：
原来准备油印，既经张默许了，就准备铅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为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印宣传抗日的东西，就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活路》不能拿到外面去印。适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孙达生（另一《活路》编者）即和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说：“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的材料，比较安全、保密。”他说可以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王回去后向杨报告了，杨慨然应允，让王菊人告诉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积极主张团结抗日，也是杨将军的心腹。他接此任务后，就和印刷厂的负责人高子桢商量，选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都严格保密，并由王惟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按照实印册数发给纸张，不许多印。
经过几夜突击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运到他家，以后又由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同志用小汽车运到双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发行一个多月以后，忽于五月十二日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为《活路》事，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解往南京。这件事使张、杨和东、西北军两方面人士都为之震惊。后来查清是印刷《活路》时的保密措施引起了两名工人的怀疑（他们是蒋特的底线），他们在印时带去一份光纸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在军需处后面城墙上偷阅。
他们看到内容全系宣传抗日的违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给了西北“剿匪”总部调查科长江雄风。江看见如此重要的“反动文件”如获至宝，奖给这两个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报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个小册子是谁写的？他们认为小册子既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当然是十七路军的人编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又都是东北人的口气，宣传对象主要指的是东北军。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郭增凯头上，认为郭平日经常夸他与杨虎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能写文章。他们对十七路军内部情况茫然无知，又报功心切，就误认为《活路》一定是郭增凯搞的，即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蒋介石五月十日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晏道刚即于十二日亲自打电话请郭到总部，以有要事相商为名，把郭骗到总部逮捕，怕被十七路军发觉，连夜把郭送到临潼上车解往南京。
郭增凯到南京后，特务们立即进行审讯，追问他为什么要编印《活路》小册子？又追问杨虎城和张学良怎样密谋联共抗日的？这两个问题郭增凯全无所知，虽然特务们进行各种威胁利诱、刑讯，也问不出结果来。他们又转告晏道刚，晏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指出《活路》是十七路军印刷厂承印的，让杨查办。杨从容地说：军需处不会印这种东西，请晏在市面上彻查。后来杨部查清是廉栋臣等二工人告密，杨将军觉得对不起东北朋友即将廉等秘密逮捕，关押在十七路军军法处，事变结束时将两人释放。晏道刚又去找张将军，张学良一见《活路》小册子，也很生气，说：这样的东西应当查禁，并应追查是何人所为？他命令部队查禁收缴。孙达生等又将收缴回来的《活路》，利用各种形式发给部队。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发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