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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您是指您的眼疾吧？
邓：……
吴：其实，您并没有停止写作。据统计，这4年时间，您至少写了电影剧本《聊聊》，电视剧本《江山》、《归途如虹》、《如此多娇》、还有一个关于中美外交题材的。据中央台透露，不久前播出的《城市的星空》，也是您的编剧。
邓：我说了，那是工作。我也说了，现在不工作了。
吴：为什么工作？您对记者说，您的剧本写作与生存有关。您的意思，是不是您通过剧本写作这一“工作”来解决生存问题？
邓：瞧，又来了。我说过，不过摔了一跤，我没有拒绝天黑，还在阳光下走着。我自己的事儿，又不碍着谁，和你的访谈有关系吗？
吴：《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报道说……
邓：能不能换个话题？
吴：好吧，回到小说上来。《在香格里拉吃饭》和《别动那些花》是您恢复小说写作的头两篇，对吧？
邓：在此之前还写了一篇，《做天堂里的人》。你说的这两篇是先寄给《长江文艺》的。事先答应过，再写小说先给他们。算是头两篇吧。
吴：怎么会选择短篇小说开始结束您“看人家写作”的历史？
邓：“开始”的不是短篇小说，是长篇。开始了，完成了，有点儿意犹未尽，还有点儿沮丧，感觉语言上有问题，放下了。相对于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在叙事技巧、结构方式和语言张力方面更为严格，相当于技能训练，既然是“开始”，索性从头。
吴：您说“意犹未尽”、“语言上有问题”，是指创作体裁不同造成的叙事落差吧？
邓：接下来你是不是又要回到剧本写作的问题上去？要这样，咱们改天聊吧。
吴：解释一下，这一点对我们的访谈很重要。我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文学创作中叙事的“体裁落差”现象。文化速读与声像时代的到来，使介入影视和舞台剧写作的小说家越来越多。李冯写了电影《英雄》剧本；刘震云写了电影《手机》剧本；叶广芩写了电视剧《茶馆》剧本；刘恒不但充当编剧，还执导筒拍摄《少年天子》；莫言也刚刚发表了话剧剧本《我们的荆轲》。这种现象很有意思，不光我关心。您要不愿意回答也行。
邓：差异会有。舞台剧，演员是要朗诵或者歌吟的，台词或歌词要求抑扬顿挫，为了让演员具有厚重点儿的“前史”，还得让他们在语言或歌词的表达空间上吊一点儿，和小说语言有相当大的区别。影视语言也不同于小说语言，那是画面写作，得考虑演员的形体表演：脸上肌肉的抽搐、张皇或木讷的眼神、回眸中眉宇间掠过的感伤、欲言又止。这些属于“动作”规定内容，不是靠叙述文字可以呈现出来的，得通过剧本的整体营造提供或暗示给二度创作者。有时候你往往不会遇到那么好的创作者，他们蠢得要命，仅仅凭着一点儿感觉和经验，根本谈不上理解，你想垫起来，就拼命写，什么话都说尽，不光氛围、人物或景物关系、心理活动提示、命运走向、台词表达方式，连切场要求和动效提示都得考虑，弄得像“神州5号”说明书，能把你自己写得吐血。
小说写作不同。小说的语言，难得的是含蓄，满则损，张肆则损。一进入小说，你必须小心翼翼，好像你穿过一片森林，前面是一片沼泽，水葫芦的味道传来，脚下进水了，什么地方响起蛇信子的颤动声。你得深吸一口气，踩着暗示的水草下坚硬的语言小道通过，只能把方向托付给上帝之手。换了胆大的，踩着一串水花丫子奔跑，你就死定了。
剧本是一种规定，无论剧情有多曲折，命运张合到什么程度，台词华彩到让观众血脉贲张，到头都会收回来，俯就结局的缰绳。换句话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小说不是，无论它有多么黯淡的开头、多么平淡的语言、有故事没故事，在最后一段文字结束之前，你都不能轻易下判断，说你知道那是什么结果。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你规定不了它，不知道它可能是什么、会是什么。换句话说，小说是一种可能。好比马戏团里的动物和草原上的动物，前者热闹了，但听训，后者飘逸着，且无形；前者可以驯服，后者决不听喝。
吴：您过去的作品张扬的是一种硬风格，比如《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即使写柔软的情感，也是“强者立场”和俯瞰视野下的柔软，比如《远离稼穑》、《狼行成双》。我读了《在香格里拉吃饭》和《别动那些花》，有一种感觉，这两篇作品一反你以前作品大开大阖的风格，几乎是冷静的旁观者态度，似乎你更加注重“细微”和“心理”层面的东西。这是不是说，您的创作风格开始有了改变？
邓：“细微”不是注重出来的。短篇小说写作，删繁就简对冗赘芜杂，“细微”是要素之一。一根细细的藤蔓，背着抱着，攀不了两尺就掉下来了；一根独木桥，脚下千仞，别想千军万马地过。我过去的作品，凡短篇，应该也是注意到细微的。有人说我的某些小说像老家伙写的，当然现在也差不太远了。细是状态，微是心态，有了这两样，旁观者立场已经构成了。自言自语者，十有八九不光在倾叙，而是自己说给自己听。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就是旁观者。冷静和激情其实不是写作者一贯的写作状态，或者不会一贯地属于写作者。小说这种载体，想像为炬，虚拟为桥，真的是写作者无能为力的，不是你渴望在场就能在场的，试图通过就能通过的。小说是一种等待：等待风停风止、等待进入、等待遭遇、等待突如其来的裂变和随风扶摇，甚至什么时候结束，都由不得你来决定。
风格上的变化，没有考虑过，那是气质所定，考虑也白考虑。
吴：这两篇作品里的两组人物很有意思。我在阅读它们的时候，能感到强烈的对抗——边缘生活中人群与城市主流文明的对抗、弱势生命与成功生命的对抗。
邓：对抗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的视角在哪里。心安理得的时候，我们永远都可以找到适宜的平面生命素材以供我们状写。
吴：您想表达什么？
邓：尊严和损伤，以及人类注定的割裂。
吴：我注意到这两篇小说的创作时间，一篇写于14日，另一篇写于15日，也就是说，它们只相隔了一天。
邓：写快了？
吴：我的话没说完。我在前面说到的风格上的变化，是总体印象，这里我说的不是总体印象，是差异。我是说，您的这两篇作品，写作的相隔时间仅仅一天，却有迥异的叙事语言和结构手段，人物状写的方式似也大不相同。有什么文本主张意义上的原因吗？
邓：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蔚蓝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大约一年前吧，有一次通电话，她在电话那头说，你完了，写不下去了。我说，是吗？她说我完了，可能是在读过《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之后，或者来自更早以前的经验，包括《我们爱小鸟》、《扬起扬落》、《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样一些作品。我没有核实过。她说我的写作越来越离开现实观照，太趋向理想，作品越来越老练和智性却越来越没有力量和感染力，等等。原话我记不住了，意思大约如此。我回答她的话我能记住。我说，我不知道小说怎么写，写了那么多，越写越生疏。我说我就像一只鸟儿，有时候飞得高一点儿，有时候飞得低一点儿，有时候飞得漂亮，有时候飞得难看，甚至也有没把握好的时候，或者撞上了风，跌进草稞里了。这些都是我。我不能说飞得低、难看、没把握好和撞上了风的那只鸟不是我，我还没有卑鄙到这个程度。对鸟儿来说，高和漂亮不是翅膀的目的，翅膀的目的是飞翔，无论是摇摇晃晃贴着草尖的飞翔还是悲壮疲惫地穿越海洋的飞翔。这话我在《想起草原》的研讨会上也说过。
我不知道小说怎么写、我生疏，于是从“老练”的雁阵中退场，过上一阵，我再扑腾两下，踩着树叶或别的什么起飞，如此而已。写作到了后来，差不多所有人都会摆脱初始的功利目的，变成一种习惯记忆里的寄托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也许更多的写作者是老练的、一致性的、稳妥的、步步为营的，我不是。我会变化，也许一天两变，并且不断变化下去，否则就不写了，再去工作。
吴：往下的写作如何计划？
邓：没法计划。先计划了写长篇——不是开始写的那一部，是另一部，准备了几年，而且已经开了头，突然怯了，没有勇气继续下去，停了下来。再写一部中篇，最初说好给《长江文艺》，写了一半，突然没感觉了，又停了。现在是短篇，打算一直写下去，写到自己害怕为止。不过，这事儿随便说说，不算数的，你当读小说，别信。
（根据录音整理，节选）
孤证
■ 云 层
天城大学就属于来点改革又不激进的学校。职评照搞，但打破了按部就班。
高校呆久了都知道，基层评审一般做好人。其一，一个单位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弄得关系紧张。其二，基层评审不是终评，有矛盾也可上交。其三，教师爱面子。评上与否决非每月多了或少了百来块钱。这点钱哪里赚不到？评不上是证明你业务不行。业务不行，别说同行瞧不起，学生也会异样看你。士可杀不可辱，这个牛角尖通常都要钻的。
但天大中文系今年职评却出了怪事：不仅做了恶人，卡住的还是条件最硬的刘烽。
职评会连开两天也较反常。申报材料早公示过，评委对申报人都了解，中文系这次适合申报者又只6位，这种情况按以往经验，弄得利索半天就够，拖拉些顶多一天。
因此职评会终于结束时，大多评委便都显得疲倦。有人刚出会议室就连打哈欠。只有衣着永远时髦的博士导师黄丽还精神抖擞。黄老太太是棵不老松，脸色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