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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的紧张源于她的认真。她每次采访嘉宾之前平均要阅读20万字的资料，连每次上场时和观众打招呼的方式都要和策划探讨几次。熟悉杨澜的人不断地跟我提起杨澜做事的认真，而非像一些文章中所写的似乎一切皆因聪明和运气。
我在一个傍晚拨通了杨澜的电话。当时她好像在赶往哪里的路上，她一边抱歉一边约好第二天中午打电话给我。第二天她如约打来了电话，很专业地问我对这期节目的构想，让我倍感压力。我说想做一期跟别的采访不一样的节目，不想把她描绘成全能女性。她笑了：“现在最想说的是，做了这么多年《杨澜访谈录》，那些大家对我的影响。”不时有人找她，我们的通话不时被打断。这提醒了我，她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了。我们只好约定等她到了北京，见面采访。
杨澜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就和我在长安大戏院后面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见了面。我准时到了，时间观念很强的杨澜正好送一个朋友出去。在小区里面的咖啡吧里，杨澜随意披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她比电视上看着更高更瘦。我问她最想聊些什么，杨澜感慨她对成功和失败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我只佩服成功的人，现在我更尊敬那些正在努力的人。”
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决定结束一段婚姻，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结婚生子，申奥时激情陈述，打造《杨澜访谈录》，创办《阳光卫视》……我们聊起了她在每一个时期的感受、选择和思考，也聊到她的家庭、她的宝贝儿女。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
爱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杨澜
本期主要策划是我最欣赏的何东。他心宽体胖，被周围的人尊称为“何老”。何东习惯边说话边用拇指转着一串佛珠，说到得意处，手上的珠子越转越快，眼神锐利如刀。“杨澜那时候多纯啊。”何东说起一个朋友对杨澜的印象，那时她刚离开《正大综艺》到美国留学，“冬天，从地铁口上来，双手呵着凉气，清纯得一塌糊涂。”“杨澜的手很漂亮，非常喜欢弹钢琴，”何东说起小时候杨澜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家里连放钢琴的地方都没有。”
写过《稀释杨澜》的何东对节目提出了具体建议，“对杨澜的访谈关键是要谈细节，谈过去。”
后来节目组打出了“怀旧牌”，用学生时代梳着两条辫子的杨澜照片、《正大综艺》的短片、杨澜旧时的朋友、偶然从隔壁演播室捉到的神秘嘉宾姜昆帮助杨澜打开心门。
有了何老的指点迷津，我认为杨澜有两段经历特别重要，一是中学，二是美国留学。于是我们走进了北京理工附中。她当年的中学老师一直重复说她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同班的男同学对她的印象也仅仅是并不起眼的好学生。好心的老师更是帮我找来了杨澜高中三年的学籍册。它对杨澜当年的纪录，在节目中实实在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杨澜幽默、机智，会讲故事，感悟力也很强，具备一个优秀主持人应有的所有素质。朱军对杨澜的访谈是两个访谈高手的过招。“她的主持技巧特别强，擅长掌控谈话的方向。”王峥多年前就仔细看过杨澜主持的大专辩论赛，印象深刻。“话题顺着杨澜跑，丢人。”有个策划激朱军，“都是做访谈节目的人，想像一下你如果做杨澜的节目她会怎样对你。”
果然，这期节目的一开场就是一场“智斗”。当朱军出场简短介绍完杨澜、《艺术人生》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按理说杨澜应该从喷绘照片的背景板后立即出场，但许久才见杨澜出现。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带了两盒面巾纸，一盒给你一盒给我，因为《艺术人生》容易让人感动。”面对突如其来的“迎面一招”，朱军机智地使了个“乾坤挪移大法”：“红男绿女，还特别讲究。桌上有了这两盒面巾纸以后，好看多了。”全场掌声。导播间里，栏目组的同事不禁感慨：“杨澜果然聪明，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关于纸巾还有个花絮。一家纸巾厂想和《艺术人生》合作，生产“艺术人生”牌纸巾。制片人王峥“挺有意思”的一句笑谈让各大媒体大做文章。
这期节目杨澜没有哭，谈到种种经历她一直灿烂地笑着。谈到孩子，她的眼里有掩不住的母性光辉。
别人眼中的杨澜理性克制，是个全能女人，但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她曾经形容的内心深处的自己：“我渴望浪漫的生活，渴望冒险，渴望挣脱一切束缚，远离尘嚣，在天上飞！”
（本期导演张颖）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名字的故事
我们对张艺谋的期待永远是他的下一部作品。这个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拥有数得尽的作品和数不尽的影响力。他的作品，对于电影是故事，对于社会是话题，甚至可以成为历史“大事年表”的索引。我们会清楚地记得《红高粱》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活着》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十面埋伏》那年我们又谈论着什么，以及今后的若干年，我们还会谈论着张艺谋的什么……
激情现场
名字的故事
朱军：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没有宽大的演播室，没有现场的观众，但是这样也好，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和嘉宾作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今天来《艺术人生》做客的主人公无需我过多的介绍，三个字足以，那就是张艺谋。你好，张导。你每一年都为观众送上一部精美的影片，这么多年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一句，你觉得累吗？
张艺谋：还好吧。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工作，喜欢拍电影，所以就谈不上。
朱军：如果让你闲下来完全休息一个月两个月，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从1983年毕业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很少有两三个月完全闲着的时候。拍电影的工作也不一定完全像大家所想的那么辛苦，它本身有劳逸结合的成分。
朱军：如果让你在两三个月当中什么都不干，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没试过，也没想过。我估计还是得找点事。
朱军：我知道你名字中间那个“艺”是你自己改的，当初是高粱饴的饴。
张艺谋：是言字边加一个台湾的台。
朱军：这个单字应该解释成什么意思？
张艺谋：我查过字典，好像是传讯，老一代传导给下一代。
朱军：在那个年代起这样一个名字，应该说是需要一些勇气，并且要有一定的文化和知识积累。
张艺谋：我听我妈说，名字是我爷爷给起的。我没有见过我爷爷，大概我没有出生他就去世了。这个“诒”字不常见，所以净被人念错。容易看成三点水，就念张治谋；看成两点水，就念张冶谋。总是被人念错，弄得我被人取笑。我倒真没想到要投身艺术，只是后来插队的时候转户口，有了一次改户口本的机会。
记者：你把它改成了艺术的“艺”，结果在艺术上确实有谋略。
张艺谋：没多想，完全巧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巧合。我1971年分配到陕西省陕棉八厂当工人的时候，工种公布栏居然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就是放电影的银幕。我查了半天，后来一看前纺车间有一个张银幕，我猜可能是我，但是不敢肯定。后来我就去问，人家说这就是你。口误加笔误的结果，一个人念一个人写，一共800个人的名字，大概不是写的听错了，就是念的发音不准。这是1971年9月的事情。现在我和银幕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很特别的。
我的父亲母亲
朱军：刚才谈到了你的母亲，能给我们讲讲老人吗？
张艺谋：也讲不了太多，因为我很不习惯诉说革命家史。我妈妈是个大夫，看皮肤科的。在我的印象中，她是让我在家庭里感觉到爱的最主要的来源。因为我爸爸是很严厉的，我们家是很典型的中国老式家庭，慈母严父，我爸爸不爱说话，不苟言笑。我考上电影学院以后，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只要我妈在，我爸就会把电话给我妈，让我妈跟我说话。他在旁边想要问的问题呢。
朱军：告诉你妈妈让她问你。
张艺谋：他知道我跟我妈会说很多话。我跟他坐那儿就没话，我两个弟弟也是这样。我知道其他陕西人家庭不是这样，好像男人之间话都很多。
朱军：其实咱们的家庭很像，父亲都有特殊的经历。
张艺谋：我一直比较压抑，家庭背景不好，政治出身不好，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大概小学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家庭背景不光彩。那个时代是个政治的时代。我那时候是好学生——中队长、大队长——所以上初一的时候就写入团申请书，后来没有入得了。老师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老师并没有给我详细讲，其实没有任何人跟我讲家庭背景的事情。那时候我也不敢问。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
朱军：为什么会自卑？
张艺谋：因为家庭的环境导致了一种无形的、心理的压力。上学、分工作、插队之后招工，都要用政审来筛选。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造成很大的阴影，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内向、多思的人。我就是爱想事。
朱军：所以别人都管你叫老谋子。
张艺谋：我那会儿在学校是属于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总是紧张、害怕，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家庭出身而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