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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他的时间比较迟，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夏，为了写批判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会议纪要的《反革命共同纲领》一文，与两位合作者去北京查阅资料。当时罗荪同志刚由上海调去《文艺报》不久，我们三个人到东城礼士胡同去找他，在胡同里遇到了冯牧同志，他夹着个大皮包，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讲起话来铿锵有力、节奏鲜明，像在厅堂广场演讲或朗诵似的，虽则初见，却是一副自然熟的样子。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就想到了郭小川同志，想到1960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结着一条领结打得很大的艳红的领带，热情澎湃地进行自我介绍。大概是由于在初见时他们两位都让人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一种诗人的激动，一种对人不设防的坦诚，让人很难和文艺官联系到一起，也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怕”的心理。
１９３４年在辅仁中学读书的冯牧摄于家中
那时，冯牧同志似乎能与某位高层领导直接沟通，许多人以他作为下情上达的渠道，不断向他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文艺刚刚解禁，过去他在云南、在北京的老相识、老部下，复出之后也向他聚拢过来。加以他又特别喜欢年轻人，每发现一个新作者，他都雀跃不已，将他们“收归麾下”（这是我的用语，以下加引号者都是我当时用以形容冯牧同志的用语）。于是，在外面，他不停地夹着皮包到处“赶场”开会、演说，讲得慷慨激昂、一泻千里。回到家里，则门庭若市，熙熙攘攘，高朋满座，聚集着各路英豪。当时我虽然没去过他家，但我相信这种说法。我看得出他喜欢人们环绕在他周围，尤其是年轻人。当年那一大批新起的作家，大半都当过他家的座上客。我当时曾开玩笑地说，冯牧同志特别喜欢当家长。他听了也不生气。这就是他的大度。如果换了一个官僚气很重的人，我保管不敢当面这么说。
作家，当然知识分子也一样，只要政治气氛稍稍宽松一些，他们的思想马上就会从形似麻木的状态中复苏过来。不管过去受到过的压抑有多大，只要禁闭的闸门稍稍被打开，哪怕只打开一条缝，他们就会强挤着从中伸出头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完全忘记了不久前为此所遭到的灾难。刚出道的有才气的年轻作家，则更多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桀骜不驯，一门心思去冲一个又一个的禁区。冯牧同志既爱才，同时又比较了解上情。他知道尽管有些领导人比较开明，但是他们所主张和提倡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是有一定的界线的。刚从思想枷锁中解脱出来，特别是有些年少气盛的走在前沿的作家们，哪里管得了这一套？！冯牧同志夹在两者之间，就表现出了忧心忡忡。他既害怕这些作家越界出线，为上面所不容，又担心得之不易的“大好形势”被破坏。而站在“前沿”的作家们则认为现在不过是解放思想的开始，离破除不合理禁区的理想境地还远得很，哪里肯听他管教。于是，冯牧同志陷入了困境。坚持“凡是”的人对他“混迹”于年轻人之间看不惯。年轻人对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不以为然，觉得他胆小怕事，甚至误会他还在充当卫道士的角色。我当时曾讥诮过他：冯牧同志最“悲剧”了，左右不是人。另一位“文革”后复出、极具才气的作家很气恼地对我说：我宁肯在×××（一位表里如一坚持“凡是”的领导）手下工作，也不愿意和冯牧共事。人家不管怎么样总有个一定之规，你知道怎么对付他，不像他前怕虎后怕狼，惶惶不可终日。这当然是气愤之辞，还有几分艺术夸张。冯牧同志毕竟是好人，不打棍子，不陷害人。他的忧心忡忡也不全是为自己。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维护文艺界的“大好形势”，害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个角色弄得他很尴尬。我不断听到有些作家和他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有些所谓“冲突”的导火线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正是因为他人好，有些人将他视为“家长”的缘故。
我也和他吵过一次，还不是小吵小闹，而是大大地干了一仗。不打不成交，正是通过这次吵架，我对冯牧同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是1982年下半年，高行健出版了一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当时对外开放不久，现代派文学作品刚刚被引进，对于文学界内外都是十分新鲜的事物。高行健的小册子引起了几位作家的讨论。冯骥才、李陀、刘心武送来一组以连环套的通信方式进行探讨的文章。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当时我主持《上海文学》理论版面的工作，想以此为始引发一次讨论。在刊登这组文章的那期刊物出印刷厂那天，一清早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冯牧同志电话，他以不容别人置喙的滔滔声势命令我撤掉这组文章。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极坏，因为杂志版面连续不断地受到各种莫名其妙的指责和点名，因此脾气也变得十分焦躁。虽然如此，接到冯牧同志的电话，起先我还是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我说，这期杂志今天已经印出来了，根本来不及换版面，而且，这是一组讨论的文章，彼此意见并不相同，不碍事的。他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很敏感，你集中讨论，会引起麻烦的。我也知道当时有些人视现代派为洪水猛兽，将“鼓吹”现代派定为一大罪名。我再向他解释，没有关系的，不过是讨论讨论。不管怎么样，“现代派”文学是客观存在，既然对外开放，就无法回避它。冯牧同志开始急躁起来，说，你觉得没有关系，别人觉得有关系。你这样做会给文艺界带来麻烦的。我也开始沉不住气了，说，我做的事我承担责任，连累不到什么文艺界。也许很少有人如此顶撞过冯牧同志，他真的勃然大怒了，叱责我说：你怎么承担得了这个责任！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明事态是如何严峻，可能一触即发。当时我很不以为然，觉得他胆小怕事，就说：你别着急，出什么事上海会处理我的。这当然是句不可原谅的话，他就生气地把电话挂了。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7节 好人冯牧（2）
这一吵，我们大概有两三年互相不说话，哪怕在开会场合面对面碰上了，谁也不理谁。
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刊物发出后，立即就有人说这是为“现代派”试探风向的三只小风筝。正巧不久之后我们发表了巴金先生致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的《一封回信》，信中谈到了他对所谓“西方化”的看法。他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他本人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是中国的东西”，但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之后，总会相互影响，有一些改变，对此也不必害怕。紧接着夏衍同志又主动寄来一篇《与友人书》的长文。文章从当前的文艺状况讲起，他认为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流毒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然后就着重提出需不需要借鉴现代派的问题。他分析了现代派产生于西方的社会背景，他说随着时代变化，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也必然随之变化。他不赞成照抄照搬，但也反对“闻风而动，群起而攻之”。文章的语调和论点都冷静平和，采取说理的态度。但是他们两位的文章发表之后，我又罪加一等。从北京到上海，沸沸扬扬地说我搬出巴金、夏衍来为自己撑腰。对这种传言，我只反问一句：他们两位前辈是别人搬得动的吗？他们是能够接受别人摆布的吗？当然，相信的人自相信，不信的人说什么都白费。这可真让冯牧同志言中。那段时间我的日子真不好过，幸亏上海的领导钟望阳、冯岗、吴强同志和杂志社同仁都互相支持，我才得免于难。
可我当时认为，如果永远“削足适履”，在一个划定的圈子里踱步，尽管这个圈子比过去大了，宽松了，但也很难一直朝前走。为了走得快些，总得有人冲一冲，为此有人作出点牺牲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这是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而冯牧同志，身处全国文学工作的领导岗位，他不能不从大局着想，他并不反对朝前走，但希望走得稳当些，不要节外生枝，导致相反的后果。套一句“文革”用语，彼此“大方向”是一致的，为了具体做法上意见的不同，弄得互相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未免有点滑稽。最可笑的一次是，1984年冬，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作家作表大会，我和他脸对脸地挤在一个电梯里也不说话。那次开会，我也是一到北京就发起高烧住进了医院。
１９５０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文化部长的冯牧在昆明大观楼
出院回到所住的京西宾馆，正值新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散会。我迎面看到冯牧同志，后面跟着刘宾雁、袁鹰同志从会场走来。冯牧同志自然装作没看到我。袁鹰同志在他背后对我笑，及至大家都进了电梯，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冯牧仍执拗而吃力地把头转向一旁，避免和我目光接触。当时我虽觉得十分别扭，可还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本来嘛！按照传统的规矩，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吵了架，理应领导者采取主动和被领导者调整关系。似乎理还全在我这一边。有知道这次吵架内容的老前辈婉转地批评了我，说冯牧为人大家都知道，你过去吃了多少亏，这种口没遮拦的任性脾气还是不改。我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有点“欺软怕硬”呢？明知道冯牧同志不害人，不会报复，自己才会这样和他吵，如果换了一个强硬的领导对自己进行训斥，自己是不是会收敛一些呢？不免生出一些歉意。在后来的交往中，我认识到他是个直来直去、将一切情绪——紧张、激动、不安、不满、忧心忡忡、惶恐不解统统放在脸上的人。不像有的人当众说得冠冕堂皇、圆滑周全，背后却另是一套，而且跟着时髦，悄悄地或理直气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