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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它们对我的影响并未消失。
没有料到，1949年之后，我进入宣传文化部门工作。而且很快就得到直接接触那些我心仪已久的作家的机会，
１９４９年老友重逢，荒煤与夏衍、罗烽、黄源摄于北京故宫。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经写到过，相见之下，大部分作家与我想象中的他们有很大的差异。每逢第一次见到某一位作家时都有很不同的感受。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我非常惊讶《画梦录》如何出自这样一位五短身材、肢体和面部器官都胖胖圆圆而且全无神采的人士之手。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到那种做白日梦的诗人的气质。他的外部形象与他后来所写的理论批判文章倒比较接近。这时，我突然悟到，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所得到的“正果”。这种“正果”对于我们这类年轻人来讲是不可企及也很难想象的。
见到荒煤时我的感觉则是另外一种。那种感觉只能用“别扭”二字来形容。在他身上，既缺乏领导干部的那种威严，又没有文化人的那种随意，让人在他面前不知所措。
我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1952年，在我随夏衍同志去京开会的时候，见到他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中南军区文化部长，是位部队首长。但是，见到他之后，我觉得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并不合适，略嫌纤瘦的身体在军装里面显得晃晃荡荡。那身军装和他脸上的表情更不协调，那张中间微凹的脸罩着一层说不清的忧郁。这还不够贴切，也许应该说是郁闷压抑。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并且很少注视谈话的对方，让人觉得无从与他交流。在他于1953年调到北京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之后，我见他的机会增多了，但是，我仍无法与他进一步熟稔起来。不仅对我，我看到他对不少人仍然说话极少，从来没和谁开过玩笑，似乎满脸挂着一层霜。这可不大像个文化人。当时文化电影界的前辈对我们这些“小鬼”们，大都很亲切，有时还流露出一种对晚辈的“爱怜”。今天回想起来，大概是当时我们朝气蓬勃地为革命奋力工作的种种表现，让他们想起了他们自己的年青时代。因之，我们对于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感到拘束，有时还直呼某些人的诨名绰号。但对荒煤我们可不敢。
当然，他也并非永远表现得冷若冰霜。在与夏公或其他电影界人士谈到什么可笑的事情，别人都开怀朗声大笑的时候，他的脸上也会绽出一个无声的笑容。在这个时候，他的面部表情完全改变了。他的眉目舒展开来，嘴角上弯，似乎罩在他脸上的一层透明的硬壳化解了，整个面部的线条都变得柔和起来。然而，这种表情转瞬即逝，笑容一去，脸上阴云重新密合，又恢复了常态。
因此，那段时期，我一直觉得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特别是由于我和他有一次直接的谈话，更加强了我的这种看法。
那是在夏衍因潘汉年事件去京接受审查，决定留文化部任副部长不再回上海之后，正好荒煤来沪。夏公来信要我就我今后工作去向的问题去和他商量。当时我的心情极为惶恐不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接受审查就涉入如此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并且由张春桥这样的人物亲自找我谈话，要我交代揭发有关潘汉年的一切反革命活动。他不容我分辩一句。而我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所受到的压力非常大。正处于这种不知所措的困境中的我，自然希望有一个人能为我指点迷津。当然我也非常想从他那里知道夏公当时的真实处境。虽然夏公已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他毕竟是去接受审查的呀！
荒煤六十年代于香山
夏公既然不回来了，那我究竟到哪里工作为好呢？我是绝不愿意留在张春桥领导下的市委文艺部，可是去哪里呢？我满心惶恐却找不到一位可信赖的长辈去倾诉。荒煤的到来，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我满怀希望地跑去看他。然而，这次见面使我好失望！见了面，他一如既往，点点头让我坐下，连个笑容都没有，更别说主动问我什么了。我满肚子的话全都烟消云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当时和我讲过什么，我一句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当时在他面前如坐针毡，心里只盘算着如何告辞出来。
出门之后，我好不懊恼，原是不该跑来的呀，自己本来就跟他不那么熟悉，怎么向他来讨主意呢？！真是多此一举。
这件事我至今未和夏公、荒煤讲过，很可能荒煤早就把这件小事忘了，可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重新认识荒煤、改变对他的看法是在1978年之后。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我所认为的那种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冷面人”。他本质上是个书生，是个性格内向感情丰富纤细的书生。
这种看法的改变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我与他的接触机会增多，摆脱了某种上下级关系的拘束之后，对他的了解深入了。另外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1978年他重新拿起笔，开始进行中断了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写出了一系列动人的散文。在散文中他打开了自己封闭已久的内心世界，回顾过去，审视现实，让人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荒煤。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企图从根本上灭绝人性的运动。非常有趣的是，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在经历过几遭灭顶的灾难之后，突然幡然觉悟，实行了自我解放。他们既挣脱了长期以来环境加诸自己的种种压抑人性的清规戒律，也解除了为了自我保护而进行的自我约束，显现出自身的本色。荒煤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79年写的怀念齐燕铭的文章《不能忘却的纪念》中讲到了类似的意思，但他讲得委婉有致，而不像我这样直截了当。他说：
真正了解一位老同志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经历过革命的风雨锻炼和考验，原来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被掩盖了，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才又重新显露出来。仅仅在一般常见的工作情况下，不容易发现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似乎由于偶然的机遇，一种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火花突然爆发出来，涌现出激情、痛苦、真诚甚至天真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闪现的火花中，突然显现出性格上本质的光辉。
他说的是齐燕铭，其实这也是一段自我写照。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9节 书生荒煤（2）
我第一次发现这种变化是197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见到他的时候。那时他刚刚就任所长，我则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第一次到北京。一见面彼此就兴奋地讲起共同熟悉的同志的近况。他还极力怂恿我立即去看那天正好来社科院办公的周扬。这时我发现他与过去判若两人，好像蜕下了那层硬壳后，人变得轻松自如了。从此我在他面前也像在某些熟悉的前辈面前那样无拘无束。在某些问题上遇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也会直言不讳地和他进行争论，有时讲话甚至没轻没重。比如，他在文学所工作时，和后来他从文化部退下来之后，他仍对电影事业恋恋不舍、念念不忘。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看法，人退下来就该撒手了，有意见可以写文章表达。因此，我就常以开玩笑的方式有意地激将他说：您何必“单相思”，让人觉得您恋栈。他虽面孔微红地申斥我：瞎说！却也并不恼怒。
我真觉得他阴差阳错地回到文学岗位上来对他是一大幸事。他的所长原本在于文学创作，而不是行政管理。从他发表头几篇悼念文章开始，我就觉得他不愧为一位散文高手，搁笔三十年后文字未见滞涩。他的悼念文章不像有些文学新手那样毫无节制地一味悲天恸地地哭号。在他的文章中固然也流露出哀伤之情，但他更善于通过一些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进行抒情，显示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力、精确的记忆，和细腻的感情。特别是怀念齐燕铭的那篇《不能忘却的纪念》，是写书生挨整遭难的一个精品，读来不但令人回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而心悸，为之心酸，而且读到某些段落还会让人发出感叹的苦笑。在此我再引录两段。
（1964年）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了起来。夏衍接着紧紧把一双手捂着脸，低下头来。我也再不能睁着眼睛去看别人了，也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燕铭这一哭，把大家的心情都弄得很沉重。我甚至埋怨他，真是书生气。哭什么呢？——
这种没有任何铺排渲染的白描式的写法，反而留给读者更多思索的余地。另一段写到“文革”中闻名全国的一件事：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批斗“黑帮”的大会之后，立即印发了一张所谓《百丑图》流传全国。凡见过那张印满一幅幅被扭曲得千奇百怪不成人形的“牛鬼蛇神”照片的印刷品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些惨不忍睹的形象。荒煤写到齐燕铭也被揪去了，回来之后，他没对荒煤说自己遭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反而评说“这个会开得不好，秩序很乱，发言听不清”，还讲到有位比他更大的“黑帮分子”在散会后，居然对造反派头头们埋怨了一句，“你们怎么搞的，这个会开得乱七八糟的！”结果马上被人揍了一顿。这还不算，荒煤紧接着写道：
第二天我上街去买小报，我在一家机关门口看到了昨天揪斗大会的一张“百丑图”。燕铭那一张照片的姿势实在很不妙，是“飞机式”，弯着腰，两手被扭到背后，头却被拽着不长的头发向上仰，于是燕铭那双近视眼就翻着白眼，�